和讯读书消息 近日，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新书发布会现场 经济学家华生教授接受和讯网访谈时表示，中国改革下一步的重点是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他认为在中国转型的当口，最优先要关注或者解决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首先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方面要有一个大的突破，然后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要有一个全面的政策调整，遏制住现在两极分化加剧的势头。

    以下是华生访谈文字实录：

[视频] 华生：小产权房是对法治社会的挑战

　　华生：过去这30年来为什么中国经济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领先，这个主要是跟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大的格局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期，因为是从一个很落后的情况下追赶，这样国外大量的信息、技术，包括制度成功的东西会大量的引进，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加速了我们追赶的步伐，这是我们前期得益的。

　　后期是跟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了全球化大的潮流，跟这个也有关系。从内部来讲，当然是跟我们的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整个的市场经济转变，它所焕发出来的人往高处走的内在动力，包括多种所有制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过去很成功的地方。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收入两极分化，环境资源的耗费，社会不满情绪的堆积，它面临一些尖锐的矛盾。所以该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做了充分的阐述。

　　在中国转型的当口，恐怕最优先要关注或者解决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城市化到底怎么走？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对于我们成为世界工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脱节。我想下面最优先要做的是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上，首先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方面要有一个大的突破，然后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要有一个全面的政策调整，遏制住现在两极分化加剧的势头。

　　在社会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全面推行法制，不能以维稳来牺牲法制，这样会造成普遍的不公平感。同时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走出实际的步伐来，能够让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来。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主要的恐怕是这些。

　　再就是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因为财政主要是做再分配，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怎么样能够使得社会里面的弱者，一般的大众得到社会普遍的保障和救济，这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非常的落后。我们过去的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倾斜于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的倾斜，所以大量的资源都用在少数人身上，这些人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还远远不够。

　　我们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继承下来的，和西方相比是还属于很原始的税收制度，属于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它跟现在的西方税收制度已经相差很远了，因为现在西方制度是以直接税为主体，我们还是18、19世纪的那个税收制度，是以间接税为主体。以间接税为主体的主要问题是它要劳动大众去承担，越是有钱的人、越是有财产的人负担越少，所以我们税收制度也面临一个根本的改造。

　　城市像我们现在摊大饼式的发展方式，使得交通和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住。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能是限制主城区的发展，跳出去发展卫星城市，然后用轨道交通把它们连起来，这些从中国来看是很缺乏的。

　　像我们现在的主城区和一些卫星城市的轨道交通，包括卫星城市的发展还在很初级的阶段。因为从国外来看，要真正的能够使得大城市的发展比较适合人居，关键是控制主城区的发展，控制主城区的发展，大力发展卫星城市，非常重要的就是轨道交通的发展，就是这些城市之间你要有便捷准时的轨道交通。就像日本东京，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在东京城里面，在几十公里以外生活，但是他们依靠轨道交通，所以它构成一个跟大的城市群，我们去东京看了，它的环境、它的交通还是相当不错的。第一个是注重公共交通，公共交通的重点就是轨道交通。

　　在谈到房子和土地的问题时，现在还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小产权房。我认为小产权房的问题肯定要解决的，没有一个法制国家有两种房子，一种叫大产权房、一种叫小产权房，这个状态肯定不能够持续下去，这是对法制社会的挑战，它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如果可以买小产权房，为什么要付高价去买大产权房。当然，现在买小产权房的人也有他的苦衷，这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就是要拿出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使得既要照顾到已经购买了小产权房的这些人，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跟他的历史原因，同时你还不能伤害购买商品房人的利益，买商品房的人是合法公民，他们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购买大商品房，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不能让守法的人吃亏。这个关键是要从国家、从中央的层次上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做一个很好的制度方案的设计，这个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

　　现在的房价肯定是太高了，因为一般的住宅是应该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价格，就像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包括像东亚的，像日本这些国家，你要有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房价，他上班要相对比较的便利，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在大中城市普遍大家都有困难，这个房价显然是超出了我们实际的购买能力。但是怎么调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用行政的办法用了一年，开头有一些效果，现在慢慢作用也有限了，房价又开始活跃了，说明还是要长期采取经济性的办法，从制度上来解决。

　　房价所谓的高低就是跟你的收入水平有一个关系，就是房价收入比，我们现在房价收入比像北京的20、30，就是你的收入二三十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房子，这个太高了，国际上一般认为到5、到7，或者到8，到10就算很高了，就是10年的收入买一套房子就算很高了。北京得几十年，显然是太高了，太高了无非是收入上去，要么是房价下来，这两个我觉得可能要想收入马上翻几番恐怕比较困难，要房价合理回归，同时提高收入，这两方面的。

　　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你现在让政府去卖土地，而且靠卖住宅用地去赚钱，这样它就不愿意土地卖多了把地价压下来，把房价压下来，这就完全搞错了。说明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就是你这个土地财政制度要改，你让地方政府依赖靠给老百姓卖住宅的土地来赚钱，你把政府摆到了一般居民的对立面，这个制度显然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土地财政也就是7、8年的事情，过去没有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一样过日子，不是说非要靠土地财政。而且从全世界来看，全世界的政府都是靠税收财政，没有人靠卖地。 卖地的就是香港，香港的情况很特殊，当时是殖民地，而且它也没有农村，基本上就是一个城市，它也不用像我们这样收农民的地去卖，它当年从所谓官地，从中国批出去的土地，都在政府手上，所以我们的土地财政上是学了全世界最坏的典型就是香港。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城市，它没有农村、没有农民，所以这个学来很有问题。就像香港这么一个城市，它的问题都很严重，把地价、房价搞得全世界属于 ，大家意见非常大，而且富豪都是房地产商，贫富差距特别大。香港幸亏是靠着大陆做转口贸易，依靠大陆还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这样是生存不下去的，所以我们正好学了全世界 的坏典型，我们把它学过来了，那你当然要出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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