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的立意是去诗意化，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叙述故事。正如她在后记中所写：“应当有人以新鲜的手法，客观的角度，超越某一个人某一事件，更冷静地讲述它。”从文本上看，她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我们也因此产生疑问：这种客观、超越和冷静，究竟是处于何种程度?属于何人?是作者自身的，还是贯穿于人物身上的?我在阅读中的感受是，不但作者在努力保持一种冷静的客观立场，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也极少表露出实实在在的个人感受，反而是书中的动物、植物不时跳出来发表议论和感想。这种无叙事核心、无故事线索的“磁场式结构”，与王小妮的诗歌写作有着同构关系，因此，小说文本自身形成了一个诗意区域。

　　作者在后记中说，“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极有限，凡是‘想’，我都希望它非常短促，简单到极点。”她试图抛弃作者对人物情感和思想的猜测式描述，但又不是那种传统的自然主义描写，而事实上，这种对故事的刻意反拨，本质上正是对诗意的追寻。何况，她又秉持“万物有灵论”的看法，特别加进了一些动物、植物的所思所想，这种拟人化的手法直接消解了作品的客观色彩，使文本在整体上具有了诗的意味。而更的的小说文字的诗意性，则贯穿在他对景物和竹窝里村人的描写中，同时，孤独的忧伤和两个群体间相依为命的情感，也一样充满了诗的色彩。在这种诗意的笼罩下，竹窝里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几乎达到了自然和谐的境界。在这一点上，王小妮的小说与之前的许多知青小说是一脉相承的。

　　两本书所透出的诗意，不再是宏大的和史诗性的，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是日常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诗意只存在于以“诗意”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眼中，而这类事物在农民眼里只不过是它们本身，毫无诗意可言。两本书所内含的诗意性尽管不同，但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着前面所述两位作者重构现场的客观努力。

　　记忆的悖谬，错位的尴尬

　　知青文学写作者通常会陷入一个偏执的误区：认为自己所记忆的才是真正的知青生活，并以反对之前的文本为立足点来写作新的文本。任何一种“你们写的都是错的，或是不全面、不准确的，我所写的才是正确的”的写作观念，都必然要走进这个误区，而这种论调在知青小说里比比皆是。这个误区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的作品会像比萨斜塔那样，尽管内部完整稳定，但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就能发现它们不同程度的倾斜。因此，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段历史，对于成千上万命运迥异的知识青年，对于后代人，存在一种整体上的记忆吗?或者说，存在一种只书写整体上的记忆，而且确实能记录了绝大部分人的个体记忆的知青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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