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起源和回答都源于知青文学与其他主题文学的绝然不同。这个不同既是它的根本特点，也是它的根本局限，那就是，到现在为止，知青文学的创作者基本上只有知青，几乎不存在知青群体之外的写作者。因此，知青文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带着自叙传性质的回忆录文学，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决定着文学表述的差异性，写作者并不像一般文学作者那样秉持一种外在的立场，而是参与其中。知青文学成为作者评价、认识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和个人遭遇的一个环节，是他们重塑人生道路的水泥沥青。

　　所有知青都以为自己有发言权，因而所有人都在潜意识中以为自己的描写才是真正的知青生活，这个执著本身在造就许多风格迥异的知青小说同时，也让作者们固步自封了。但是同时，“上山下乡”又无疑是一种集体性记忆，不但知识青年有此记忆，他们的朋友、家人也有，甚至是与之毫无直接关系的人，也通过各种渠道灌输了有关知青的记忆，这不但决定了它的主要写作方向是对“过去的真实的追述”，甚至它的主要阅读期待也是如此。因此，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总要在文本和现实中出现错位的尴尬。

　　无论我们采用多么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它也毕竟是一段人的历史。如果脱离人的(特别是具体的人)情感、思想，上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就无非如同非洲大陆角马的迁徙、候鸟南飞一样了。王小妮在访谈《首先是自由，然后是诗》中说：“集体记忆中的时间对于某个个人的影响在当时会有限，渐渐，历史走向会清晰，影响逐渐变得厚重，而个人的时间总会把人困在即时的纷扰困扰中，对人的影响常常至深，可能在短时间里被个人感觉放大和夸张。1966年，在我的上一代人那里可能是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惨痛重合，所以，它特别地重要。”

　　事实当然是，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知青生活，所谓对知青生活的真实追述和描写，确实应景了拉康所谓的“滑动的能指”，并在滑动中产生了自己的悖谬：任意一部知青小说，当它被主要当做集体记忆时，它就要面对成千上万个个体记忆的质疑，但当它主要被当做个体记忆时，却又无力承担集体记忆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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