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舒兹意识到了先验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困难，并且对其研究的主体际问题与自我学问题的世间层次与先验层次做了明确划分，进而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提出质疑。他指出，世间方法与本质方法的区别无关于世间领域与还原领域的区别;在世间领域完全可以产生本质科学。因此，尽管舒兹自己从事的是世间现象学，最初回避了先验现象学及其先验还原方法，此时他质疑先验现象学，并不表明他背离了胡塞尔为哲学所设定的本质科学的理想，反而是实现了这一理想。

　　在这一阶段最为引人注意的则是舒兹的社会世界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遭遇与合流，这构成在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在胡塞尔1938年逝世之前，舒兹曾去看望他。胡塞尔当时对舒兹强调了《危机》的重要性。或许胡塞尔的强调促使舒兹开始正视《危机》及其探索的问题，但另一种可能是，舒兹本人思想的内在发展到了这个论域。舒兹开始讨论《危机》及其中的本质、类型和类型性等重要概念，并且和胡塞尔一样对不同的生活世界做了区分，同时，他引入詹姆斯的“实用”概念对不同世界的特征做了本质描述，从而突破了胡塞尔的论域。

　　另外，舒兹从此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一词取代了自己早先的“社会世界”一词。这并不代表任何实质改变，他只不过是最终选择了“生活世界”这个更为常用的术语而已。通常的习见认为，舒兹是在吸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自己的现象学，这种看法不仅为现象学的一般研究者持有，甚至在哈贝马斯、黑尔德等人那里依然如是。笼统言之固然可以，但若细究则会发现悖谬之处：舒兹在1932年就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世界现象学，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是以1936年发表的《危机》为标志，其广为人知则在他1938年逝世之后——二者之间实际相差足有十年，何谈继承?

　　1957年国际现象学大会，舒兹提交的论文《胡塞尔的主体际性问题》，是其现象学的第三阶段的标志，也构成其事业的巅峰。该文以批判的方式全面梳理、分析和评价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际性理论，彻底否定了胡塞尔用先验方式构造他人的做法，同时强调了世间现象学的核心观点。在舒兹看来，主体际性和我群关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存在论范畴，属于生活世界的存在论领域，因而必须从探寻生活世界的被给与性的角度着手。舒兹继承了胡塞尔晚年所确立的生活世界的存在论的哲学使命，并且坚信自己在世间现象学的道理上可以完成这一使命，这明显地体现于他在1957年3月22日致古尔维奇的信中，在其中他有意使用了康德使用过的“深度”(Bathos)一词来评价《胡塞尔的主体际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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