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的危机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有学者认为，当下大面积的理论播撒导致了理论的过剩，特别是在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包围下，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理论的泛滥和经验的缺失现象，这偏离了文学研究的初衷，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理论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尖锐的批评，传达出对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某些复杂状况的认识和判断。但这一判断是否全面、客观?能否说明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发展的实际问题?当代文艺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危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辨析。

　　理论研究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存在，在西方也早已有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保罗·德·曼、斯坦利·费什等西方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危机意识，开始思考文学理论的僭妄对学科建制和相关研究的影响。80年代，保罗·德·曼直接提出了抵制理论的观点，斯坦利·费什更是明确提出“理论无用”的说法，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一书的出版将“抵抗理论”的呼声引向高潮。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危机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这些主张的影响，特别是迎合了后现代语境中的“后理论”、“反理论”以及“理论的终结”、“理论的死亡”等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文艺理论危机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对西方观念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观念的过度影响，未能立足于自身文学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境况。

　　西方学界对理论的反抗与抵制，并非简单地否定理论，而是随着文学现实的变化，深刻地反思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根据文学接受的现状来调整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寻求文学思想自身新的开展。可以说，这是对一种新的理论生态的建构，从而由危机本身萌发出理论研究的信心和动力，体现了理论更新的精神，强化了理论的现实性和实践感。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危机论”与西方后现代语境中抵抗理论的思潮虽有一定的话语关联，但既未真正吸收其中有价值的因素，又未与中国语境下文艺理论研究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而是片面地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观念。这种情形的产生，或许是一种工具化的理论思维模式长期影响的结果。这种工具化的理论思维模式认为，文艺理论本身先验地具有把握现实文学问题的方案与手段，而当遇到文学研究的阐释障碍时，又认为文艺理论本身失效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是，文艺理论研究实现其价值和功能的途径，在于其深入审美表达、艺术象征、审美意蕴等文学艺术现实问题的具体过程。文艺理论给相关研究提供观念来源与方法依据，并使批评实践能发现和把握具体的文艺问题，还有可能给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提供思想的指导。而这一切都需要在对具体理论的整体把握中达到与阐释实践的恰当关联。那种指望文艺理论具有把握现实文学艺术问题的现成方案，认为掌握了一种理论就具备了文学阐释的全部才能的观点，只能是一种理论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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