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是以各级作协为领导、以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网状结构。与“作协—期刊”相配套的是“专业—业余”作家体制。中国作协和各省市级作协都有专业作家编制，虽然人数仅在数千，但与此相配的是一支堪称百万大军的业余作者队伍。他们分布在生活的第一线，从各级文学期刊到厂矿田间的墙报都是他们的发表空间。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论这一文学体制和文艺政策的影响功过，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它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度，全面而迅速地建立起一个文学阅读—写作者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是“新时期”文学复苏和产生轰动效应的基础。

　　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权力开始向文学期刊集中。文学编辑在享有极大的改稿权力的同时，也形成了 的伯乐传统，资深编辑和业余作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切实的“师徒关系”。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每一种文学潮流兴起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引领风骚的名编们巨大的文学导向能力和组织能力。特别有趣的是“先锋文学”，在这个以“回归文学自身”为宗旨的“纯文学”运动中，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陀那样的大刊名编树起大旗，余华那样的县城青年冲锋陷阵。对于千千万万的基层文学青年来说，从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之间，有一条现实可行的梦想之路。

　　然而，这条路恰恰在余华等“先锋作家”之后被渐渐阻隔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纯文学”的理念使发表门槛大幅提高，广大土生土长的业余作家骤然失去了晋身的阶梯。与此同时，文学期刊未能在社会整体市场化转型的进程中成功地完成自身转型，迅速萎缩，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这些都使文学新人的成长既失去土壤又失去方向。

　　在“业余作家”衰落的同时，“专业作家”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严格地说，目前的专业写作是一种寄存在体制惯性延续下的惯性写作，与其说是精英的，不如说是特权的，本质上是一种圈子内(作协—作家—出版社—研讨会)的自我循环。“主流作家”写作的“圈子化”正是“主流文学”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网络文学恢复了民众的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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