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坚硬如水》这部小说应该属于反权威叙事｡这种叙事的基本叙事立场就是对权威的蔑视和消解正统｡从叙事学角度讲,就是“在一个文本中同时有传统叙事话语与反传统叙事话语两套代码同时出现,造成文本内部话语冲突的滑稽的喜剧效果,直到最后,达到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和消解｡”⑦前文中提到,《坚硬如水》内部存在着“地上”和“地下”两个不同的世界,显现着“阳性”与“阴性”不同的特征｡据此划分,文本内部存在着两套话语系统——政治话语和个人话语｡当然,与“地上”和“地下”两世界彼此相互独立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同,政治话语和个人话语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并置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相互驳斥构成了《坚硬如水》独特的话语景观｡

　　其实,自延安文学以来,文本内部话语系统不统一的现象经常出现｡正如爱情叙事试图逃离被革命叙事吞并而最终仍无法幸免的命运一样,个人话语也在不断地抗拒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中被政治权力话语所规范｡但在被规范的过程中所制造出的文本内部的断裂性一直是批判界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的文本是写作与“十七年”的《青春之歌》｡它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干预而形成的历史短视,和《坚硬如水》的叙事恰好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某种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公认的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因此,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中个人话语似乎应该占据一定的话语空间｡但从小说实际的创作情况来看,作品中不仅存在着许多与“原始故事”相悖谬的情节,而且个人话语已被庞大的政治权力话语所淹没｡也就是说,最终《青春之歌》完全成为一部经过作者被强制性修改,“将革命内容与传统婚爱故事两个文本拼接组装的写作”的超级革命化文本｡⑧杨沫的亲身经历为塑造林道静这一人物形象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单就其经历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悲剧性情爱故事,以此为蓝本也可以有多种的叙事可能｡但是在强势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规范下,杨沫最终选择了以革命政治的角度重构她的个人记忆,把它写成一个“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丧失”欲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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