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过不过时，哲学界懂不懂艺术都不是这场讨论的关键。如果你纠结这些问题你的智商就是朱青生的水平。我觉得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甘阳的理论中流露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些80年代的精神领袖为什么在海外度过了90年代以后，归来以后以民族文化的守卫者自居?陈丹青画个国学研究所，那还是比较轻的症状，袁运生号召博士生们学习汉代画像石，结果自己收了一大堆假古董。当然症状最重的就是甘阳这种，已经是晚期弥留症状开始说胡话了。

　　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是将话语表达放到上下文关系中去，而思想界的搞法是把所有孤立现象的上下文关系抛开，然后总结出流芳百世的思想。在此，我想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讨论的情景：一个国家资助的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课题讨论会。这种课题从2000年之后就很多。结合这个背景，有意思的东西就出来了。

　　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左派”的兴起。左派有几种，最轻的就是“表演性的左派”，比如蹶着后门的车间理论，一个开服装店的大学教授每天在营业之余发些左派的嗲，赢得无知艺术家的叫好然后自己就嗨了 ，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微博的左派”，这些左派一般都姓司马，这里不多说了。就是“思想的左派”的，比如“汪晖”的左派，还用最极端的“行动的左派”，比如人大那个姓韩的教授。这些左派其实和我们在文学理论中理解的国际“左派”是非常不同。国际的左派，其实是在大资本主义环境下呼吁保护少数人群的利益，而中国的左派则是号召为了所谓国家的兴亡，牺牲小的利益，从而和国际上资本主义(美国日本)对抗。这类观点其实最受政府欢迎。因为中国的新左派其实是国家主义派。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一来，于是就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大家全嗨了，以为中国模式才能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现在傻了吧，中国模式除了制造pm2.5和特权以外，什么都制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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