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这部作品中，作为故事的主角、陈述者和情节发展的牵引者，“金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也有读者提出，作为一个人物而言，“金金”并不“在场”，似乎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推动故事发展而服务，而并非传统意义上“故事为塑造人物服务”，您如何看待？
乔叶：金金并不在场吗？我觉得她处处在场。她没有在历史的场，在的是当下的场。这个当下在场的人一步步推动故事发展，就是我的初衷所在。我不觉得一定得“故事为塑造人物服务”，我觉得故事和人物可以互相服务。金金固然在推动故事发展，不过故事发展到最后，金金不是也脱胎换骨了吗？
记者：《认罪书》并非明确指出“原罪”，但作品直指“文革”。书写“文革”，却并不站在“文革”当场，而是在当代情景下反思“文革”所带来的持续影响，这在当下的书写中相当罕见且难能可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切入角度？
乔叶：“书写‘文革’，却并不站在‘文革’当场”，一方面这是我作为写作者的局限决定的。我并不曾亲历“文革”，所以进行在场叙述总是觉得胆怯。另一方面，从当下切入也是寻思很久的选择。“文革”已经远去，但正如陈毅之子陈小鲁所言：“其实当下社会还充斥着暴戾之气，‘文革’ 的基因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亦如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韩敬群先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对横行与潜伏于历史与我们内心中的罪与恶，更当如是。我曾经以为我们已经度越了从前，其实我们一步就可以回到从前。”正是因为对他们的话有很深的体认，所以我选择了当下角度切入。———我们当下的许多问题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切都有源可寻。而我认为，“文革”就是比较切近的一个源头。
记者：从一定程度上说，所“认”的“罪”其实都很难说是实际所陈述的罪状，而是历史特殊时期对于人心和人性造成的畸变。这种畸变潜移默化，可以说间接影响和改变了这一辈人甚至并未受“文革”冲击的下一辈人的思想和行为。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您如何阐释在作品中的这一层蕴意？
乔叶：我觉得您的理解非常正确，这个问题问得也真好，我尝试着来回答一下：正因为这些罪都很难说是上条上款的实际罪状，所以这也正是我想探究和表达的。写这个小说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人物纪录片，叫《我是杀人犯》，主角是在16岁那年杀人的，那一年是1967年。我写的时候想起了这个人，我想：是从那些人直接杀人的角度写呢？还是从谁都没有亲自动手杀人所以谁都可以觉得自己无辜这个角度写呢？最终，我决定，就从后一种角度写。———我坚信，“文革”中尽管很多人都杀了人，但是和自认为没有杀人实际上也在杀人的人相比，杀人的人还是少的。自认为没有罪的人一定是绝大多数。这绝大多数是最容易被人原谅和自我原谅的绝大多数，当然也是最爱遗忘的对“文革”最保持沉默的绝大多数。从这个角度写，更微妙，更繁复，也更有我自己认为的意义。———这种对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去回避、推脱、否定和遗忘的习惯作为我们国民性的一种病毒，一直运行在无数人的血液里，从过去流到今天，还会流向明天。如果不去反思和警惕它的存在，那么，真的，我们一步就可以回到从前。也因此，每当看到“80后”、“90后”对《认罪书》进行阅读和评判的时候，我会尤其感觉欣慰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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