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冯骥才携自己的新作亮相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这次他推出的是最新作品和代表作的修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诘问》、《离我太远了》、《春天最初是闻到的》和《一百个人的十年》（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凌汛》、三联书店出版的《西欧思想游记》、阳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先觉》和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木板年画代表作》八本书。冯骥才72岁，今年本命年。冯骥才属马，他的名字里也有个“马”。“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一匹快马，认定了就‘一马当先’。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现在的我，新的一年对自己的希望变成了‘马不停蹄’。我有太多事要做，但是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狂奔了，得要一步一个脚印。”      
      “‘文革’后第一个拿稿费的”       这次出版的8本书中最让他激动的一本，是他回忆自己“这样进入文坛”的1977-79年三年的回忆纪实录《凌汛》。“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部中篇小说和第一个短篇小说都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冯骥才说，“我还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人文社，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拿到稿酬的作家。”文革后，文学的春天重新到来，书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是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见证。冯骥才这样解释书名《凌汛》：在那个年代，这些变化如江河早春的凌汛，带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冯骥才叙述了自己发表第一部作品的经过。1976年文革结束，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家在天津的房子全塌了，“我将《义和拳》的初稿从废墟中挖出来”。他从天津只身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修改他的处女作《义和拳》。当时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不到30块钱，食堂的炒菠菜5分钱一份，《义和拳》发表后，冯骥才去邮局取稿费的时候被工作人员侧目——一下子取了3300元的‘巨款’。
    在书中，这种“凌汛”代表了“文革”之后文学和作家的泉涌。一批老作家的平反复出和一批青年作家的横空出世——这其中就有当时35岁的冯骥才。冯骥才个子高，性格直爽，大家都叫他“大冯”。记者问他，只身离家来到北京，就为了“写小说”，冯骥才说，这就是自己的性格。“我做任何事情不会去想它不会成功，我只是要努力把事情做好，从来不去想不行了怎么办。我就是这么个个性。”冯骥才说，“我承认作为人来说，我的气质有伤感的东西，喜欢伤感的音乐和文学，我很喜欢契科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很忧郁。但是我做事情上没有，就是去做，不想别的，如果不成，那就以后再找机会。”       “坚硬的冰面正在头顶上裂开”       197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全国文学的诞生地和作家们的大本营，有不少作家来来去去，冯骥才回忆：“走廊顶头出现一个人，身材宽大，低着头戴着眼镜坐在那里看报。我很快就知道了，那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秦牧。”冯骥才说自己早就知其名未见其人，一度床头摆着他的《艺海拾贝》，每晚睡前都翻。“据说‘文革’中，秦牧是广东文艺界头号‘黑帮’。此刻，他安闲地坐在这里读报，说明天下已经变了。”
    “大约1978年的春天，各种小道消息纷纷多了起来”。冯骥才和同龄的这批年轻作家都很兴奋，纷纷自豪地说：“今天我看见丁玲了！”或者“你猜我在交道口见到谁了——艾青！”冯骥才说：“听到一个重新出现的名家，都像隔世重生。”那时，冯骥才在人文社写他的第二部作品《神灯》，也开始参加一些作家的聚会。“参加一次儿童文学作家的聚会，经人指点才知道一位身体结实的女作家是柯岩，而第一位上台发言的竟然是刘心武。”冯骥才说，当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简直是文坛的一场地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矮矮的、精神健朗的老太太——冰心，她风趣又爽朗，心态极好，天生的大家气质。”
    冯骥才的第二部作品《铺花的歧路》写作完成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同他一同受争议的，还有刚刚创作了《伤痕》的卢新华。他形容自己“时间虽然过了太久，但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褪色。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界正式的会议。”那时，‘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很多问题还都不明确，冯骥才开会前一夜没睡，心情紧张不安。这次会议就是有茅盾、冯牧、夏衍的大家和不少年轻作家的第四次文代会。那次会议上，冯骥才除了之前认识的王蒙和刘心武，还结识了陆文夫、谌容、秦兆阳等人。
    这次会议中，前辈茅盾发言力挺冯骥才等人的小说，冯骥才很激动，说自己感到惊奇：“茅盾先生这样一位风烛残年、体弱力衰的老人，思想与精神却是如此犀利、如此勇敢、如此前卫。也叫我见识了这位‘五四运动先驱者’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气与血气。”之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将冯骥才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收获》杂志上，一同刊出的，还有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和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尽管争议巨大，越来越多的伤痕文学相继问世，冯骥才感到“坚硬的冰面正在头顶上裂开”。       “我们也该写写80年代了”       冯骥才写《凌汛》的起因，是听说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楼要拆掉盖新了。“这楼里面有大量不为人知的人和事。”冯骥才说，“那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是带着激情去写这一段历史的。”书完成了，他回忆的闸门还没有合上，冯骥才说自己想写《凌汛》的第二部。“我要写80年代，在激流中，我们这一代人也该写写80年代了。”冯骥才说。
    “我们那个时代要参与这个社会的时候，有那个空间，这是双方的。当然作为我们这批年轻人，觉得自己要为‘文革’十年中的苦难者代言，那个时期要描述这种理想和要求，很有勇气，社会也给了他们空间。”冯骥才对比40年前后的年轻人时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有空间，起码在网上，空间也不小。80后、90后是很自我，但是也有很不错的年轻人。”
    冯骥才说自己目前确实没有精力写作小说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过过小说瘾，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也特别享受。我不写小说是有失落感的，我只要有时间，只要我写，就用全部生命去写”。冯骥才说，自己若创作长篇小说，最起码要空出3个月以上的时间。
    谈到自己一直致力于的文化遗产保护，这次他的其中一本书就是写木板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就是在卖艺。它们的传人在打工，这已经不是传统的在村落里的那种非遗了。”有人说，冯骥才都七十多岁了，还整天到处奔波，为文化遗产保护呼喊，累不累啊。“从古至今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投身到人文社会的发展，其实人就三个东西——身体、生命和心灵，身体累不累，不累，生命死或者活，心灵老不老。我的心还没所谓老不老。”冯骥才笑笑说。       “谢晋教我怎么睡午觉”       冯骥才掌管着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他自己开玩笑说，有外国人到了他们学院，问“冯骥才是不是死了啊”，不然怎么能拿活人的名字命名一个学院啊？冯骥才一口气出了8本书，很多人都问他：你哪儿来的时间？他说，以前我不太会利用时间，后来我的一位老朋友谢晋教了我一个方法，怎么睡午觉，从此我就学会了一天当两天活。冯骥才介绍自己每天的日程是，8点起床，上午的时间用来写作关于文化思考的内容，午饭后去大学，下午处理完学院的事儿，午觉等到下午5点睡，睡醒了吃晚饭，晚上继续工作。“晚上六点多醒来，觉得所有白天的事情都放下了，这是我每天的第二个早晨，我每天都等于有两天。”冯骥才说。
    冯骥才省时间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会议写作”。“四川省时间还有个妙法，就是少开会，能逃会就逃会。在一些乏味又脱不开的会议上，照旧可以放开想象自由自在写我的东西，以摆脱无聊和节省时间。比如我的小说《胡子》和散文《春天最初是闻到的》等等，都是在大会中忘我也‘忘会’地写出来的。”
    冯骥才经常挂在嘴边的“四架马车”，形容自己的四件主业：“一是写作，这是最基本的，二是教书，我有个自己的学院，第三是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我一直在做的，第四是绘画。“我打算14年能够开个自己的个人画展。”冯骥才说了他的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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