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有时候需要随身携带药物和针管以便注射胰岛素，有几次他不小心注射过量，在大厦里失去意识，抽搐不止。人们又以为他是此地常见的瘾君子。他告诉人们，自己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来这里做田野调查，将要写一本关于重庆大厦的书。半年多之后，大部分人相信了他的话。

　　麦高登在 1983 年作为背包客第一次进入重庆大厦，那时候他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靠 3000 美元，花一年时间环游世界。“香港是个很昂贵的城市，以便宜闻名的重庆大厦当然是我的选择。”旅行结束后，他在日本完成了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后，此后一直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图二

　　很少有人类学家会把研究范围设定在一幢楼里，何况这幢楼是香港 60 年代最常见的本地设计，包含两层底座以及其上五座各自为政的大楼。麦高登之所以对重庆大厦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这里是“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中心。“大厦里布满大大小小的廉价旅店和商铺……来自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意人和临时工来此淘金，也有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来此寻求廉价住宿和探险……每天晚上，有 4000 个人留宿重庆大厦。”麦高登在不同的旅馆里邂逅了 129 个国籍的人。

　　图三。图一至图三为麦高登在2006－2009年对重庆大厦进行田野调查时，拍摄的照片。

　　所谓“低端全球化”，与人们想到“全球化”时脑子里蹦出的词汇很不一样，没有大型跨国企业，没有豪华办公大楼，也没有宏伟的财政预算……处于低端全球化链条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租用集装箱和火车来运送货品，并尽可能躲避税收和版权法律。“这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麦高登说，“重庆大厦作为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比如曼谷、迪拜、加尔各答、加德满都、拉各斯、内罗毕等。”跟随在重庆大厦里认识的商人，他也去了这些地方，以及他们的货源地——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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