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 6 年前认识麦教授的，”迪克森说，“我们都叫他‘重庆大厦里的国王’。”在麦高登和大厦里的人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开始在每周六开设一个和全球化有关的课程，迪克森及其不少同伴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课程至今仍在继续。“我们知道麦教授在写一本关于重庆大厦的书，我们会在课上讨论书的内容，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了，而大陆的便宜商品是重庆大厦存在的重要基础，这多少影响了大厦近年来的人气，一些商人不得不寻找更廉价的货源地；另外，由于大陆对非洲的签证限制有所放宽，部分商人不必通过重庆大厦，可以直接去广东进货，这样既节省了费用，也省了时间；如果业主立法团继续提升大厦的环境和设施，其价格攀升也将导致非洲商人和南亚店主迁移。作为学者，麦高登看到了这些因素正在使重庆大厦这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变得脆弱，而他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低端全球化”在某些方面正是世界的未来。

　　和麦高登不同，迪克森几乎百分之百喜欢重庆大厦这几年的变化：管理更规范、卫生条件更好、更安全。他反复强调：“以前的重庆大厦不好，但是现在的重庆大厦是好的。”他还喜欢称现在的重庆大厦为“新的重庆大厦”，而且相信通过包括“非洲委员会”在内的各种组织的努力，他的非洲同胞们会在香港过上更好的生活。重庆大厦作为非洲人的聚集地之一，当然也最好能有更为正面的形象。

　　迪克森的生活显然也在变得越来越好，他现在不仅不住在重庆大厦，也不像刚来香港时那样在大厦里购买生活必需品了。这有点讽刺，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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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自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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