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入的参与者带来了一系列的农业上的创新。福亚塔斯认为基因组编辑的精准性允许生物技术科学家将目标转向消费者所关心的性状，研发出更健康、更安全的食品。福亚塔斯和他合作伙伴——中国科学院的高彩霞——指出植物有许多“抗营养因子”：有毒的自我防卫物质或者本身就是毒素的物质，这些物质均可以通过基因组编辑而去除，以此来提高营养和口味。比如，Calyxt公司研发的基因组编辑土豆就可以减少其在冷藏过程中产生的苦味。

 

　　但是福亚塔斯的目标更进一步，他相信Calyxt公司研发的基因组编辑大豆可以作为非转基因产品卖给那些农民，与美国种植的90%的大豆不同，基因组编辑的大豆并不含任何转基因成分。他说：“许多人不想要转基因的产品，而种植我们研发的基因组编辑大豆可以生产出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和非转基因的大豆粉。”

 

　　与其他强大的新兴技术一样，CRISPR激励了许多农业梦想家去畅想未来农业种植中如科幻小说般的场景。迈克尔·帕尔姆格伦(Michael Palmgren)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名植物生物学家，他提出科学家可以利用新兴的基因组编辑技术来“野生化”食品作物，也即再现那些在许多世代的农业育种中所丢失了的那些性状。许多有重大经济效益的食品作物——尤其是水稻、小麦、橙子和香蕉——对植物病原菌及其敏感，因此重新找回那些丢失的基因可能会增强它们的抗病性。帕尔姆格伦和他在丹麦的合作者渴望能够“逆转那些育种中的非预期结果”。

 

　　“野生化”的尝试已经在曲折地进行中。福亚塔斯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实验室正在尝试他所提出的“分子驯化”，而不是去找回那些驯化育种过程中所丢失的野生性状。“分子驯化”期望通过将现有杂交种中的农业优良基因转移到更具适应新的野生物种中去，比如玉米的祖先。福亚塔斯说到：“通常，这仅仅只是只需要少数几个关键性的改变——5、6或7个基因——就可以使得野生物种获得优良性状，比如果实大小、玉米果穗数目等等诸如此类的改变。与往往需要约10年的、将野生种与驯化而来的现代种进行杂交相比，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物种的基因组对这几个基因进行编辑，然后就可以直接驯化野生种了。”

 

　　有迹象表明包括CRISPR在内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可能享受到更为快速的监管通道。目前为止，已有一些美国的监管者倾向于认为某些基因组编辑作物与转基因作物是不同的。当Calyxt公司第一次询问美国农业部其基因组编辑土豆是否需要监管审查时，联邦政府官员花费了一年时间讨论，最终于2014年8月下定结论说基因组编辑不需要接受特殊的审查；当该公司去年夏天再次到美国农业部询问该公司的基因组编辑大豆情况时，政府审查者仅仅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得出了类似结论。对公司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当局将这种技术与转基因技术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对那些批评者来说，这意味着监管漏洞。杨教授的蘑菇可能是美国农业部所审查的第一例CRISPR食品。

 

　　诸如CRISPR之类的新兴技术正在迫使一些政府重新审视转基因的定义。去年11月，瑞典农业委员会立法规定，某些由CRISPR引入的植物突变并不符合欧盟对转基因的定义。与此同时，阿根廷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基因组编辑植物并不属于转基因的监管范畴。历来一直限制转基因植物的欧盟最近在审视其针对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政策，但是由于其一贯滞后的作风，法律分析结论最早到今年3月份才会公开。由于并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福亚塔斯与其他人一起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折衷方案：引入了突变或“敲除”的基因组编辑应该与传统的植物育种(比如，利用X射线来产生突变)同等对待，而对那些引入了新的DNA(“插入”)的基因组编辑则应当基于个案分析进行的监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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