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禅皇帝(忽必烈)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指死后被追封的太子真金)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俺爹甘麻剌)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元成宗铁木儿)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元武宗)、普颜笃皇帝(元仁宗)，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们)，众百姓每(们)，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驾崩)，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元英宗死后)，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诏书絮絮叨叨，从他亲爹忽必烈嫡孙甘麻剌讲起，慎终追远，最终绕到他自己乃“薛禅皇帝(忽必烈)嫡系，坐上帝位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说，泰定帝这顶大皇冠，自己没费一刀一枪，被铁失等人大老远地送过来，几乎就等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元朝诏敕，一般有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颁发时使用至少两种文字，基本上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蒙古文起草后，要经历汉语翻译过程。有时汉文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同宋朝和前代汉族王朝不同，那时候“王言”体系非常，“翰林”手笔近乎文学创作，词臣们都是大文豪，其地位和文采备受称羡。元朝乃大王朝，出身朔漠，注重实际。但是，由于地域辽阔，其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更为复杂，为此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写作“风格”上，元朝的诏敕趋于简单、朴实。《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收录了许多这类文件的汉译文，从中可以看出，不少都是按照蒙古语的句法、词法，机械地套译为汉文，很像现在用翻译软件翻译成的东西，即所谓的“蒙文直译体”，没有刻意提炼、润饰，虽然拗口，却较多地保留了文件的原始形态。当然，元朝诏敕也有不少汉文吏牍体。这些文件对蒙古语法结构、词序等进行了调整，使译文大体符合汉语习惯，但也不乏白话俗语。除了特别重要的诏书外，一般文件风格与前朝那些大文豪词臣所作骈四俪六、堆砌典故的诏书大相径庭。当然，汉族文人对于蒙古的“俚语”诏书也有讽刺。蒙古诏书皇帝的“怎生、奏呵、那般者”等等蒙文直译体套语用得太多，所以，至元三十一年，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被人告发。还好，元朝不像满清，动辄因文字砍人脑袋，老黄在文字中拿皇帝“找乐”，只把他免职而已。

　　泰定帝的诏书写成如此模样，大概是因为他在漠北仓促即位，身边缺乏擅长文章的汉族词臣，写不出华丽的文言诏书，只能用蒙古语起草，再被直译为汉文，草草了事。画蛇添足的是，清乾隆时代重印殿本《二十四史》，奴才文人们将此诏用文言重写，真真费事不讨好，还不如原先看似蹩脚的蒙古汉文直译来的痛快。泰定帝继承帝位后，先任命给自己送玺绶带的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让阿难答儿子月鲁铁木儿袭封其被杀父亲安西王王爵，任命“功臣”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国防部长)，同时又任命自己王府中的心腹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把倒剌沙的哥哥马某沙也弄一个同铁失一样的官职，巧妙地把枢密院实权把握于自己人之手。所以，泰定帝所有的“人事安排”，都是在他往大都方向行进的过程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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