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时期更是备受称颂，司马迁曾描绘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社会安宁，政治清简，人民安乐，生活幸福，俨然一幅桃源盛世图。它的产生，司马迁认为源于汉文帝本人“德至盛也”、“岂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实到具体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记载，历史上的仁君汉文帝有诸多嗜好。他好游猎，有一段时期“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贾山曾为此切谏;他也好驰骋寻求刺激：“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

　　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关系到国家社稷安定的话，让文帝放弃了个人嗜好，虚心改正。后来有人献千里马 ，文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并命令“省厩马以赋县传”，减省御马以供给普通邮递。

　　由此可见，贾山、袁盎的进谏不仅当时为汉文帝采纳，而且此后为他自觉运用，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嗜好之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不但能克己以从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抑己恶——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负性情感——以从善。如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断为“一人犯跸，当罚金”。

　　而因受惊吓而恼怒不已的汉文帝认为处罚过轻，为之大怒，但当张释之以法为准绳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良久”二字凸显出文帝内心“私我”与“公法”斗争的程度，最终他却能去掉帝王的尊严而遵从国法，承认张释之裁断正确。

　　文帝可谓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践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处事信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为社会日臻于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旧兼新以尽臣才

　　汉文帝做代王时，与长安诸大臣并无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选中继承帝位，惊疑交加的汉文帝登位伊始，亲信从代地带来的宋昌、张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宋昌领南北军直接保证了京城与皇宫外围的安全，张武为郎中令则使宫殿内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为一代贤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国，最初的倚重并没有成为一种用人倾向，宋昌、张武后来没有成为权臣，而是各尽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随文帝从代地来的大臣外，不可忽视的势力是高祖刘邦的一批老臣。就当时的情势而论，陈平、周勃等高祖旧臣阅历多、资历长，身居要位，德高望重，为国家的稳定与前途计，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灌婴、张苍先后被文帝任用为相。后来，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和荐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军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记》载：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时以勇健材力见长的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为河东守，栾布为将军，陆贾出使南越再建功勋，召田叔咨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守，可见文帝对高祖刘邦旧臣都能量才任用，人尽其才。

　　但汉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贾谊为博士，第二年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由此开始，汉文帝或通过举贤良征辟，或直接咨询，或间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

　　如贾谊由博士一年中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由太常掌故，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迁为博士，后拜为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高第迁为中大夫;张释之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由于弹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冯唐因论将有味，文帝令他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文帝起用的这些人，其言行或职任对文帝朝政治、经济、边防、军事可谓有巨大的影响。班固《汉书·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

　　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是对汉文帝朝刑法罕用的总结，同时于其中，我们更可见到文帝根据时代社会的特点，用人以旧兼新的特质。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稳定社会，致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人锐意革新，明镜高悬，文帝兼两者而参之，取于时可用者有条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

　　怀与安以置诸侯

　　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风雨飘摇，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

　　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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