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

 

　　从“大秦使团”到“拂菻使臣”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 有据可查的欧洲“使团”，是东汉永元十二年（100）抵达中国的“马其顿使团”。按《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据杨共乐考证：所谓“蒙奇、兜勒”国，实际上是“马其顿”的中文音译（《罗马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当时的马其顿地区属于罗马帝国（前27-395，中国称其为“大秦”）。公元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东汉末年，汉和帝刘肇（79-105）向到访的“马其顿使团”赠送了包括金印紫绶在内的许多珍贵礼品，以示荣宠。然而，这个“使团”的真实性却存在疑点。迄今为止，在罗马帝国的任何官方文献和私人文书中，都无法找到这次遣使访华的历史记录。在没有进一步证据之前，我们可以推测：该使团很可能并非罗马帝国官方派遣，仅仅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马其顿商人假托政府之名，“入贡”汉朝，希望藉此谋求商业利益。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这个使团存在诸多疑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批人毕竟是中国文献记录中经过丝绸之路造访中原的第一批欧洲访客。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被掩埋于岁月的黄沙，不得而知。

 

　　除“马其顿使团”外，东汉永宁元年（120）和东汉延熹九年（166），又有两批“大秦人”先后抵达中国。第一批是随同掸国使臣入觐汉廷的“海西幻人”。公元97年前后，掸国国王雍由接受东汉朝廷册封，并将“海西幻人”作为“贡物”进呈御前（Chavannes，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May, 1907）。“海西”即“大秦”之别称，因汉代人认为罗马在西海之上，故得此名；而“幻人”则类似于今天的魔术师加杂技演员。但是，这类“随团杂耍艺人”的身份难以确定：究竟是掌握欧洲魔术、杂技技巧之人？还是其确实来自罗马帝国？无人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与“海西幻人”相比，第二批来访者的规模更大，在历史上也更为有名，这便是来自大秦的“安敦使团”。安敦系中国人对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Antoninus Dynasty，96-192）的称呼，当时在位的君主是被誉为五贤帝之一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敦使团于汉桓帝统治时期抵达中土，向东汉政府赠送了象牙、犀角和玳瑁等礼物。那么，这个使团是不是丝绸之路上的首批欧洲访客呢？作为入觐汉朝的使团，《后汉书》等文献中确实有相关记载，可语焉不详，只写道该使团“自日南徼外”而来。然而，其所进呈的象牙、玳瑁等礼品，并非欧洲特产，倒像是出自南亚或东南亚之物。对于该事件，学界的认识比较统一：所谓“安敦使团”，应该与永元年间的“马其顿使团”相似，是活跃于南亚、东南亚一带的商人托名假扮。东汉中叶短短六十馀年间，先后有三批“大秦人”造访神州。尽管上述各使团存在许多信息缺失，使我们不得不将其排除在“丝绸之路上的欧洲访客”名单之外；但自张骞“凿空”之后，华夏文明开始透过丝绸之路与欧洲文明进行接触与交流，却是不争的事实，并由此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两汉以降，三国鼎立，动荡、分治的历史大环境使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得不到保障，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近乎停滞，仅在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北魏延和年间（432-435）各有一次“大秦使团”造访。待到李唐王朝定鼎长安，海内一统，各种冠以“使团”名号的访客再次沿着丝路自西徂东，纷至沓来。然而，中国典籍不再将其国称为“大秦”，而是代之以“拂菻”之名，即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东罗马帝国的别称，395-1453）。笔者梳理了两《唐书》等文献中关于“拂菻使臣”的记录，凡五次：太宗贞观十七年（643）、高宗乾封二年（667）、武周大足元年（701）和玄宗开元七年（719）两次。然而，相对于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拂菻使臣”由帝国亚洲部分的塞姆将军派往唐朝的可能性更大，其目的在于“煽动中国牵制新崛起的阿拉伯人”（Henry Yule，Cathy and the Way Thither，London，1913-1916）。无论唐王朝是否同意拜占庭的结盟邀请，其与阿拉伯帝国的冲突都难以避免。8世纪中叶，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750-1258）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里姆（Abu Muslim，718-755）派遣的军队会战于怛罗斯。这场爆发在丝绸之路两强间的军事冲突，以唐军势力逐渐从中亚收缩而告终；而欧洲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和交通自此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落下帷幕。

 

　　为胡椒与灵魂的救赎

 

　　13世纪初，成吉思汗（1162-1227）在斡难河畔建立蒙古汗国，兵锋横扫欧亚内陆，客观上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互往来。正如英国汉学家赫德逊（G.F.Hudson,1903-1974）在《欧洲与中国：从最早时期至1800年的双边关系概述》（Europe &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中记述的那样：“从（顿河河口）的塔纳（Tana）到中国，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一路上都平安无事。”（〔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李申、张毅译，何兆武校《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正是这个被西方人誉为“蒙古和平”（Pax Tatarica）的时期，为第一位欧洲访客通过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这位访客究竟是谁呢？促使他万里来华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先翻开欧洲文献：19世纪，长期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亨利·裕尔爵士（Henry Yule，1820-1889）撰写了一部《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见闻录》（Cath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London，1913-1916）。据其考证，第一批到达东方的欧洲先行者凡四位，分别是约翰·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生卒年待考）、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和若望·孟特戈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除马可·波罗属于商人兼旅行家之外，其馀三位均为身负宗教和政治双重使命的传教士：一方面规劝蒙古等民族皈依受洗；另一方面，与强大的东方国度结成战略联盟。

 

　　在此四人当中，柏朗嘉宾 到达东方，被誉为东西交通先行者。南宋淳祐五年（1245），他受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1195-1254）之令，携带密信出使蒙古。据柏朗嘉宾在《蒙古行纪》（Histoire des Mongols）中的回忆：他于次年4月抵达钦察汗国（Qipchaq ulisi，1242-1502），成吉思汗的长孙赛音汗（Sayinqan）——博尔济吉特·拔都（1209-1256）待他甚为友善，不仅派译者将教皇信函翻译为蒙古、斡罗思和“回回”三种语言，而且派人将他们护送至蒙古都城哈剌和林（Karakorum）。在参加完贵由汗（Guyuk，1206-1248）的登基典礼后，柏朗嘉宾携带大汗给教皇的复函匆匆返回欧洲。

 

　　继柏朗嘉宾之后，东来布道者是鲁布鲁克。他本名纪晓姆，出生在佛兰德斯鲁布鲁克村，成年后伴驾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左右。南宋宝祐元年（1253），他奉路易九世密令出使蒙古宫廷。和柏朗嘉宾一样，鲁布鲁克首先前往钦察汗国拜会了拔都，并跟随其一道前往哈剌和林。蒙古治下的丝绸之路各处都设有驿站系统，确保了交通畅通和商旅安全。鲁布鲁克一行的东来之路颇为顺利，于1254年成功觐见蒙哥汗（Mongke，1209-1259）。但是，当他表示希望可以留下传教布道时，遭到大汗婉言谢绝，仅仅允许其留居两月以避严冬。事实上，鲁布鲁克在蒙哥处一直滞留了八个多月，这使他可以较为从容地搜集、记录蒙古的宫廷、节日以及一切令他着迷的东方风物。归国后，这位路易九世的宠臣将沿途各族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详细地写成报告呈送给他的国王。这便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最负盛名的旅华记录——《鲁布鲁克东行纪》（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1253-55，Kessinger Publishing LLC，2007）。
 

 

　　鲁布鲁克

 

　　然而，尽管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先后到达蒙古高原，但他们并没有进入中国腹地，与“首位欧洲访客”的头衔失之交臂。

 

　　那大名鼎鼎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呢？他口述了那部在东西方都家喻户晓的经典《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在书中，他宣称自己于元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抵达汗八里（Khanbaliq，即元大都，今北京），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他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亲眼目睹大都、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的繁华与富饶。此书在欧洲一经出版，激发了万千欧洲人前来中国寻找黄金的热潮，为迎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进行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判断马可·波罗是第一个穿越丝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呢？答案仍旧是否定的。因为这位意大利旅行家究竟有没有达到过中国，学界莫衷一是。早在同治九年（1870），亨利·裕尔曾为《马可·波罗游记》撰写过一篇导论。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记述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事物与风俗：对于“长城”“汉字”“茶叶”和“女子缠足”等风物只字未提。这实在令人费解：就像一位造访过北京的旅行者，在对别人谈起自己的旅途时，从未提及故宫与天坛，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华的争论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1995年，曾执掌大英图书馆中文部的史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1948- ）的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Boulder, 1995）付梓。此书从《马可·波罗游记》的版别、撰写史料来源以及马可·波罗家族的纷争等几个方面入手，详细论证出马可?波罗从未踏足中国，其足迹最远止步于其家族设在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的商站而已。2011年，在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专家们组成了一个“马可·波罗专题小组”，经他们证实：马可·波罗并没有亲历中国，仅仅是从一些游走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口中了解到一些信息，敷衍成书。中国方面，尽管部分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旅华确有其事，但始终无法找到强有力的直接证据。既然马可·波罗声称自己曾任“扬州总管”长达三年之久，缘何我们迄今为止在蒙古文或汉文档案、文献中都无法查到任何直接记录？时至今日，这桩历史公案仍无定论。因此，尽管马可·波罗的声名在丝绸之路上如雷贯耳，我们仍无法将首位来华的欧洲访客之桂冠戴在他头上。

 

　　丝绸之路上的首位欧洲访客

 

　　既然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和马可?波罗都被排除在外，那么第一位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欧洲访客便呼之欲出，他便是天主教方济会传教士——若望·孟特戈维诺。孟特戈维诺和柏朗嘉宾、马可·波罗一样都是意大利人，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IV，？-1292）委派前往东方传教。其主要目的是觐见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和名义上从属于元帝国的伊尔汗国君主阿鲁浑汗（Arghun，1258-1291），面呈教皇的书信。接受命令后，年近五旬的孟特戈维诺开始准备，与之同行的还有另一名多明我会传教士尼古拉（Nichola da Pistoia）和熟悉东方地理的商人彼特罗（Pietro de Lucalongo）。一行三人于1291年启程东来，先经陆路到达了伊尔汗国首府桃里寺（Tauris，今伊朗大不里士），面见了阿鲁浑汗并递呈教皇信函。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后，孟特戈维诺等人转乘海船，由波斯湾经水路抵达印度半岛的马巴尔（Ma?bar），准备经此地前往中国。
 

 

　　孟特戈维诺

 

　　恰在此时，孟特戈维诺的同伴尼古拉身染重病，突发的状况让他们不得不暂时滞留印度。尼古拉最终医治无效，没有到达中国，客死异乡。孟特戈维诺安葬了教友，于1293年再次扬帆出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继续向中国前进。一年之后，即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孟特戈维诺终于成功抵达大都，热切期盼着面见忽必烈，以完成教皇的使命，告慰尼古拉的在天之灵。但他得到的消息却是：忽必烈不可能接见他。因为就在他到达前的几个月，这位一手建立元帝国的君主溘然长逝，庙号世祖。得知这一消息后，孟特戈维诺再次和元政府沟通，希望面见新君，表达教廷的友好。承继大统之人是忽必烈之孙，已故明孝太子真金之子——博尔济吉特·铁穆耳（1265-1307），即元成宗。当这位君主得知孟特戈维诺经由陆路转海陆，无畏黄沙、不惧波涛，万里东来，深深地被其精神与勇气所打动，亲自接见了他。孟特戈维诺递交了教皇的亲笔信函，并阐述教廷对皇帝的敬意，希望可以获准在华传教。元成宗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准许他留居大都，进行宗教活动，这也是朝廷第一次正式允许欧洲人在内地传教。

 

　　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孟特戈维诺在大都兴建了两座教堂，引导民众皈依受洗。此外，他还学习蒙古语言、文字，和许多王爷、显贵成为朋友。孟特戈维诺自1294年来华后，终身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直至去世也没有返回欧洲。为了襄助孟特戈维诺的传教事业，教皇克莱蒙五世（Clement V，1264-1314）于1307年派遣了七位传教士前来大都辅助他，其中安德拉斯（Andveas de Perusia）、热拉尔多斯（Gerardus）和帕烈格里诺（Peregrinus）三人平安抵达。同时，教廷任命孟特戈维诺为汗八里大主教，行主教之职，负责拓展东方教务的使命。为了开拓信众，孟特戈维诺派遣安德拉斯三人前往沿海各地传教布道，尤其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扬州、剌桐（Zaiton，今泉州）、广州等地，一座座教堂和修道院拔地而起。

 

　　传教之馀，无论是留居大都的孟特戈维诺，还是身处东南沿海的其他方济会修士，都保持着与欧洲的书信往来。这些信札或篇幅更长的文字记载，类似于一篇篇在华生活纪实，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宝贵史料。这一习惯，为此后历代传教士所承袭：从孟特戈维诺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再到清初的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皆如此。传教士信函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寄给教廷的述职报告、致同事的信函，以及写给亲人的家书，不一而足。当年孟特戈维诺、热拉尔多斯以及安德拉斯等人寄往欧洲的各类信函，均被视为珍贵文献收入卢克·沃丁（Luke Wadding，1588-1657）编订的《方济会编年史》（Annales Minorum）第六卷，作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1945年，在安德拉斯曾经传播福音的泉州市，人们意外地在古城墙的断壁残垣中发现了他的墓碑。此碑碑额雕刻有缎带轻扬的飞天，其形象应该是取材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梁槽间的二十四尊飞天乐伎。居中的飞天扶持着一个 “圣物”，其上刻有莲花，花瓣之上竖有十字架。碑面刻有九行拉丁文，透过漫漶、疏泐的字迹，依稀可以辨认出大致内容：此地埋葬着安德拉斯?德?佩鲁斯亚，剌桐主教……方济会传教士……。按碑文所载，其魂归天国之时当在元至顺三年（1332）。安德拉斯墓碑的出土为13世纪孟特戈维诺等人来华传教的史事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证。

 

　　褪去千年以来丝绸之路上的滚滚烟尘，通过参考国内典籍与国外文献，将传世材料与考古发现相印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条清晰的中西交通脉络：无论是两汉时期不绝如缕的“大秦使团”，或是唐代频繁使华的“拂菻使臣”，亦或是13世纪以柏朗嘉宾、鲁布鲁克为代表的传教士和马可?波罗等旅行家，都不能称之为首位通过丝路到达中国的来访者。第一位穿越丝绸之路来华的欧洲访客是方济会传教士若望·孟特戈维诺。而在孟特戈维诺身后，鄂多立克、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和利玛窦纷至沓来，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