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后，皇室宗亲司马睿于317年称晋王，第二年在江南的建康正式称帝，建立起了偏安的政权，史称东晋。
当了皇帝的司马睿，可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潇洒、威风，苦心经营之后，竟然忧郁而逝。这与他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共同需求，司马睿建立了“同盟”政权。
八王之乱后，紧接着刘渊起兵。不久，洛阳、长安相继沦陷，黄河流域又陷入了混战之中。北方的豪族大地主为了躲避杀戮，也携带着亲属、宾客、部属仓皇逃命，陆续南渡。他们虽然失去了土地，但在社会上仍有着很高的名望。而且，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南渡后的北方豪族大地主意识到，要在人地两生的南方继续保持富贵，拥有权势，就必须拥立一个司马氏的子孙主持大局。于是，他们相中了司马睿。西晋末代皇室成员、很有想法的司马睿，也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以为自己建立政权的资本。这样，一个彼此利用的建立起来了。山东琅琊王氏是北方最大的世族地主之一，这个家族出了很多的大官。司马睿建国时期，王敦、王导兄弟都在江南。王敦拥有强大的武装部队，王导是有才干的政治家。为了拉拢他们，司马睿在登基称帝时，甚至要求王导和他并坐在一起，接受百官朝拜，经王导固辞方罢。因此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说。
另外，如周凯、刁协、刘隗等也都是魏晋时期北方名门大族的子孙。这时，南渡的他们也都成为了新皇帝的积极支持者。
二、王导助力，司马睿获得了南方大地主的支持。
1、提升司马睿地位。
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如得不到南方土著大地主的支持，其根基还是不够稳固的。司马睿、王导等都懂得“强龙难斗地头蛇”的道理。孙吴以来，江南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世族大地主，如吴郡顾氏、山阴贺氏、宜兴周氏等。他们的势力并没有因孙吴政权的结束而消亡。西晋时期，他们仍旧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仍旧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司马睿初到江南的时候，他们对他非常冷淡。于是，王导就给司马睿出了个主意：在司马睿仪仗隆重、威武庄严地出游时，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南迁的士族大地主都规规矩矩地侍从、随驾，以提升司马睿在江南世族地主心目中的地位。君臣的目的达到了：“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2、访问土著大地主。
王导又建议司马睿：顾荣、贺循等都是南方的世家大族，若能够让他们出来尊奉皇帝，其他的江南人士自然也就都会拥护皇室了。司马睿深以为然，就同意了王导的提议。于是，王导就主动访问他们，彼此间作了一些深入的沟通。之后，南方的大地主们都渐渐地开始倾向、拥戴司马睿。随之，在南北方世族大地主的共同支撑下，东晋政权逐渐站稳了。
三、臣子作乱，司马睿委曲求全，终致忧郁而逝。
1、迫于情势，司马睿允以特权。
南北方世族大地主支持东司马睿、拥护东晋政权也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世世代代拥有大地主和大官僚的特权;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权。有着自知之明且无奈的东晋司马睿，不得不常常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从而导致几个 的家族霸居了朝廷的重要官职。而且，这些官宦大族还不断兼并土地，封占山林川泽，残酷地剥削农民。有时，至高无上的皇帝也管不了他们。虽然这样，东晋的南北方大地主之间、北方大地主之间、大地主与皇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有时还升级为武装冲突。
2、周氏叛乱，司马睿委曲求全。
宜兴大地主周玘，是 的除“三害”的周处的儿子。周玘曾经三次镇压江南农民暴动，有大功于西晋王朝。南北方两大世族集团联合托起东晋政权后，他不满意执政的北方大地主，企图发动政变，但没有成功，随之忧愤而死。周玘的儿子周勰继承父志，联合南方大地主发动兵变，结果也失败了。但是，司马睿不敢处罚周勰。因为，他怕招致整个南方大地主的敌视，只得委曲求全。
3、王敦叛乱，司马睿忧郁而逝。
司马睿也怕一些名门大族的人权势太重，尤其是王氏等，威胁自己的皇位。在“外无可恃之将，内无可倚之相”(蔡东藩之语)的情况下，就适时地引用了刘隗、刁协、戴渊等自己能驾驭的、忠于自己的官僚。拥有重兵的王敦为此非常不满，于是举兵叛乱，攻进建康，尽诛司马睿的亲信刘隗等。无计可施的司马睿，不但宣告王敦无罪，还以王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邑万户”，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这样一来，朝政大权尽归王敦，成了光杆司令的司马睿，不久即忧郁而逝。
东晋政权在王敦病逝后，虽然瓦解了他的军队，但不得不继续保持王导等人的地位。
王敦以后的东晋政权，仍没有稳定，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复杂、尖锐。
综上所述可知，东晋政权的建立与稳固，主要是依靠两种势力，一是南渡的北方大地主;二是南方的土著大地主。
这两股势力，促成了东晋政权，也严重地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存在;使得东晋政权根基不厚重、软弱可欺，均衡不好，就容易被颠覆。这是司马睿，也是东晋王朝悲剧的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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