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拿2014年春晚举例：几个主轴进程非常明显，用宴席来打个比方：1.开场冷盘：通过不同时空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群像表达对“春晚”的各种看法，这种做法解构了之前春晚权威性，辅之以“接地气”的平民性，这是有益的突破，然后从空间转化到时间：想你的365天，民族大联欢。作为社会情绪平复剂功用的春晚，必须在年三十晚上，广大群众们吃完年夜饭把这份团圆之情投射到电视屏幕的时候，完成一次对大众情绪的安抚，于是黄渤不停原地踏步的歌舞出现了，这是为了对大众情绪的稳定节目，也是中国梦的娱乐亲民版，然后出现了大张伟的《倍儿爽》，那是给群众以希望，中间夹杂着更多是给“北漂”人群家长们观看让他们对孩子的未来放心的蔡明节目，再往后是传统文化夹杂着国际友人以及各种红色经典的中盘各种硬菜，最后在尾声部分，安排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歌舞作为汤料暖胃张明敏从中国心与时俱进地唱到中国梦，最后传统甜品一道南北皆宜的《难忘今宵》端上台。

    一般说来，这种大格局一旦确定了，任何导演通常都无法随意更改。

    2.互联网时代飞速发展的文化消费脱节：

    从1983年诞生的春晚和我恰好同龄。它经历了从电视媒介作为传播渠道从无到有，由兴而衰的发展过程。从创作思维上，它是电视思维，而先天缺乏互联网传播基因。从发展史上，春晚是从无中生有的新生事物，它开创并释放了大众对文化消费的极度渴望，开创了家国一体同构的大众娱乐产品，到如今经历互联网冲击90后为代表的新生观众审美疲劳的中年危机。这三十年发展历程恰如其分展现了这种变化。

    大背景之下，春晚的种种变化或许可以作为某种社会文化宽容度的测试表来参考。而随着互联网作为全新媒介的异军突起，电视台作为老大哥的地位江河日下，随之而来的更注重用户交互体验的互联网逻辑带走了原来被动吸收春晚单向文化输出的观众，相比强势渠道的电视媒介，互联网显然吐槽门槛更低也更易于传播，也更符合去中心化的移动互联网思路。

    2014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随着微信的大量普及，“抢红包”这款内嵌支付应用瞬间完成了对支付宝垄断地位的弯道超车。造成2014年“吐槽春晚”热度大减的原因除了上述分析的对春晚的审美疲劳之外，低头蹭wifi抢随时出现的红包也是一大因素。移动互联网把人从电脑屏幕上解放出来，而原先他们可以通过电脑两个窗口一边刷微博一边看春晚完成吐槽。这种解放改变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解放，更多的是行为和消费习惯。

    如果没有看明白移动互联网对互联网的颠覆意义，那么仅仅从网络上抽取几个“我伙呆”“何弃疗”之类的流行语并不能改变春晚自身的陈旧。最后这几句不痛不痒只是代表没有被时代抛离太远的台词暴露了显而易见的违和感和结构性失调，就好像看着眼皮下垂的冯巩穿跨栏背心装嫩和90后比赛玩投篮机。

    3.语言类节目的核心问题：

    刚才提到歌舞节目之余，其实真正引发网络吐槽高潮的是语言类节目，因为其背后隐含的创作逻辑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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