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正义还需要排队吧。”2024年5月17日上午10点半，汪蓓蕾走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面对镜头说。她的手里拿着刚从法庭上领回的儿子张宽的课本和作业，止不住地颤抖。
二审宣判后，汪蓓蕾难掩失望。 正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 雷册渊 摄
半个小时前，张定杰、汪蓓蕾夫妇诉邹某犯侮辱罪、虐待被看护人罪上诉一案二审宣判：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邹某的行为构成侮辱罪、虐待被看护人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1年11月9日16时左右，11岁的张宽放学后从自家小区的一栋高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留下遗书：“我，本人张宽，诚（注：别字，应为承）认：本人的死亡不与父母、家长、社会、国家有关，只和邹某有关，她用暴力的手段。”遗书中所说的邹某，是张宽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张宽留下的遗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通过教室内的监控视频，张定杰夫妇发现，事发之前，邹某曾多次在班里公开贬损、羞辱、责骂张宽，仅出事当天就有8次。愤怒的父母以侮辱罪、虐待被看护人罪将邹某告上法庭。
去年8月，该案一审在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宣判，认定邹某无罪。张定杰夫妇当庭提出上诉。同年11月21日，二审开庭，“邹某对张宽的行为是属于正常的教育惩戒还是侮辱”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今天二审宣判后，张定杰当庭大喊“不服！”并表示会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重审。“正义的车轮向前滚动时总会遇到很多阻碍，但我相信它一定会驶向光明。”张定杰说。
原始卡争议
教室监控视频是还原真相的关键，也成为审判的主要依据。
该案二审期间，张定杰方曾对一审法院委托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申请由其选定的上海某鉴定机构来对原始储存卡进行数据恢复和鉴定。去年12月，二审法院根据张定杰的申请，曾派主审法官到该机构协商鉴定事宜，张定杰也在场。而那一次张定杰发现，电脑所显示的储存卡哈希值与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哈希值不一致，当场对该储存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提出对两次鉴定的检材进行一致性鉴定。
张定杰说，此后自己曾多次拨打法院电话，只接通了两次，对方都告诉他，需要研究决定，让他等消息。他没想到，直接等来了宣判通知。
法院门口张贴的宣判通知。
二审审判书中显示：公安机关在事发后依法从学校调取了教室的监控设备和原始储存卡，为确保原始证据的安全，公安机关对该储存卡进行了镜像备份，并将镜像文件交给了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及鉴定人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该文件可以作为定案证据。法院经向技术专家咨询了解，该镜像文件储存卡因查看证据、庭上展示等原因，会导致哈希值发生改变。所以法院没有进行数据恢复和鉴定两份检材的一致性。
“我们从一审到现在，一直就在围绕这个原始卡申诉，我们就是要把原始卡拿去恢复数据。而二审法院认为进行数据恢复重新鉴定没有意义。一审拿了个U盘，二审拿了个数据不一致的卡，为什么就是不拿出原始卡？”张定杰说，“我们作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对自己主张的证据有权知情和举证，为什么关键证据对我们保密？二审的数据鉴定为什么我们不知情，法院就直接作出判决？”
他还提出：“针对此前邹某对张宽得了癌症、请了一个学期假、是差生等诽谤，我们提交了张宽的作业本、试卷、学生手册等证据进行驳斥，可是判决书里一个字都没有提。证据采信不采信，总得有个说法吧。”
“不服！”几乎是在法官宣读完判决书的那一秒，原告席上的张定杰拍案而起，大声喊道。
走出法院，张定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法院：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因果关系
其实在二审宣判之前，张定杰一家对审判结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与其说是心理准备，更不如说是降低期待，甚至不敢期待。“只能说，我们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张定杰说。
汪蓓蕾清楚地记得一审宣判时一家人的状态，原本预期“没有问题”的他们听到邹某无罪的判决结果后非常震惊。此前，汪蓓蕾甚至已经订好了鲜花，准备宣判后在张宽出事的地方铺满向日葵，“告诉他胜诉的好消息”。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站在法庭上，表面保持着克制的平静，事实上内心早已天崩地裂……
看着邹某在法警的护送下离开，汪蓓蕾问张定杰：“我们要不要自己来？”她觉得既然法律的方式走不通，那就以母亲的方式去复仇，她想扑过去“手撕”邹某，“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张定杰稳住了她。
而这一次，他们想要的“时候”依然没有到来。
被告席上，邹某戴着黑色口罩，全程低头，不发一言。庭审结束、确认签字后，她在法警的保护下匆匆离开。张定杰、汪蓓蕾和张宽的姥爷汪爱民冲上前去，朝邹某愤怒地咒骂，被法警拦了下来。
汪爱民打开保温杯盖子闻了闻说：“上面还有张宽的味道。”
张宽的书包是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上面印着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有一年张定杰到延安出差，拍了照片问张宽想要什么礼物，张宽选了这个书包。“我的孩子从小就很‘正’，你看他选的东西就知道，为人民服务。”张定杰说。
汪爱民向记者展示张宽的书包和作业。因为过于悲伤，平时这些东西他“碰都不敢碰”。
这原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汪爱民是一名老警察，在九江创建并多年负责警民共建少年警校，在当地颇有名气，人称“老班长”“营长老爹”。他的同胞兄弟中有多人在九江当地担任要职。汪蓓蕾曾是九江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后来辞职开设了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张定杰是一名从警15年的交警。
张宽出事后，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分崩离析。
张宽去世后，汪蓓蕾在床上躺了三天，不吃不喝。第四天晚上，她的两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叔叔登门，汪蓓蕾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给叔叔们下面条。煮面时，汪蓓蕾的手止不住地颤抖，但她还是强忍着，因为想着“给我们撑腰的人来了。”
没想到，她无意中听到了叔叔们的对话，四叔问小叔对这件事怎么看，小叔说：“我不参与。”汪蓓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心里为从小宠爱自己的叔叔们寻找理由，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他们是不是因为压力？然而后面接连发生的事彻底打破了她最后一丝希望。
汪爱民的兄弟曾不止一次地劝阻他和张定杰夫妇，不要再继续追究学校和邹某的责任，不要在网上发布相关信息，早点拿了赔偿款息事宁人，有一年过年，甚至还有位叔叔动手打了汪蓓蕾。
身边的朋友也让汪蓓蕾寒心。她有三个最要好的闺蜜，一个闺蜜在张宽出事后就联系不上，一个闺蜜给她发来一条慰问信息后就拉黑了她的微信，只有一个闺蜜还陪在她身边。汪蓓蕾知道，“谁都不想跟这种麻烦事沾边。”
痛苦中，张定杰夫妇选择离开。现在只有尚未退休的汪爱民独自待在九江；汪蓓蕾的母亲和弟弟一家待在深圳；张定杰定居在上海，但因为律师的工作，他常常全国各地出差；为了在深圳和香港开设心理工作室的分部，这半年汪蓓蕾也从上海搬去了深圳，因为工作繁忙，她和张定杰平均一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一家人分散在天南海北，租房和新环境，让汪蓓蕾常有漂泊之感。“好好的一个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汪蓓蕾说。
“不能再用老办法去教育现在的孩子”
每一次“张宽案”重回大众视野，都会引发一轮对教育问题大讨论。
“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就去跳楼，家长应该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现在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老师只负责讲课，其他一概不能管呗！”“如果这种罪判给老师，那以后谁敢做老师？”……二审宣判后，除了同情，质疑的声音也不少。
对此，张定杰回应：“我们不是说老师管教学生是不对的，我们反对的不是正常的教育惩戒，而是老师以侮辱、贬损等行为去伤害孩子。”在二审庭审中他们就曾反复强调：“惩戒不等于打骂，批评不等于侮辱。”
张定杰辞去干了15年的交警工作，转行成为律师后，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家长找到他。有的是请他代理案件，有的则仅仅是为了倾诉。有时他会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却始终不敢放弃。“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发生。”他把这看作儿子留给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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