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说，“历史的原因，使上海永远有傲慢的仆人心态，永远只有寒酸的小市民，满足的小市民，暴富的小市民”，②这应和了前文所述之上海景观/摩登女性形象/价值观批判的文化心理认知，而在许多论者看来，《小时代》充满了暴富的小市民趣味（低龄化的），但这也正是“硬盘”认知自我成功的方式，而且，“征服”上海的方式正是将其打回到仆人的“原形”——“硬盘”们显然在《小时代》里享受到了这种隐秘的快感。必须指出的是，郭敬明一个“硬盘”成就不了《小时代》里的虚拟上海滩，此一想象上海的方式归根结底是由万千文化消费者“硬盘”组接起来的，其所反映的，乃是亿万“硬盘”共筑的想象的上海滩。

　　有个女子朋克乐队“挂在盒子上”曾唱过一首名为《上海》的歌，歌词里说“Shanghai is a beautiful city, also is a stupid city.”这几乎准确的反映了“硬盘”（特别是《小时代》目标观众）对这个城市的真实心态，我们当然要站在道德和审美的制高点上批判对待上海的物质主义心态（或者选择性失明），但这无损我们内心真实的欲望。

　　1942年冬天，一位德国第6集团军的士兵在家书里说：“斯大林格勒就在眼前，但他又像月亮一样遥远。”对“硬盘”们来说，上海也是这样——更遗憾地是，当所有人合力营造出一个“想象的上海滩”时，其实所有人都变成了“硬盘”，那个交织着物欲与道德、纠缠着自卑与优越、勾连着肤浅与深沉的所在，那个村松梢风笔下的“魔都”，早已变成“现实的渐进物”而在现实中触不可及——即使那些因出生地或户籍制度而自以为属于上海的人，要么他们是用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标定了虚伪的归属感，要么他们愚蠢到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回到电影，回到《小时代》，上海就似是而非的坐在那里，满脸脂粉，略带娇喘，就像一个——嗯，我还是决定不使用那个带有性别歧视含义的雌性犬科动物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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