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醉蟹瓮酒荒唐语》
作者:朱自清 汪正禾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本书简介:《醉蟹瓮酒荒唐语》精选了若干篇民国时期的饮食奇文。借一个“吃”字,谈美女,谈选婿,谈时局……嬉笑怒骂,妙趣横生,充分展现民国文人的戏谑本领。读者可从这些“借题发挥”的文字中,受乐无穷,体验到酣畅淋……[连载内容]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新浪读书配图)
朱自清
战国时代的“大丈夫”,相当于春秋时的“君子”,都是治人劳心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有饿的时候,但是一朝得了时,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辈子为了吃饭而挣扎着。
我们有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见于《管子?牧民篇》;一是“民以食为天”,是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另一方面,告子说,“食色,性也”,是从人生哲学上肯定了食是生活的两大基本要求之一。
《礼记?礼运篇》也说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更明白。根据后面这两句话,吃饭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这两句话里的次序,“食”或“饮食”都在前头,所以还是吃饭第一。
这吃饭第一的道理,一般社会似乎也都默认。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白的记载,但是近代的情形,据我们的耳闻目见,似乎足以教我们相信从古如此。例如苏北的饥民群到江南就食,差不多年年有。最近天津《大公报》登载的费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溃是瘫痪》一文中就提到这个。这些难民虽然让人们讨厌,可还是得给他们饭吃。给他们饭吃固然也有一两成出于慈善心,就是恻隐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们,怕他们铤而走险,“小人穷斯滥矣”,什么事做不出来!给他们吃饭,江南人算是认了。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更明白。根据后面这两句话,吃饭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民国时,上海酒吧里的舞女和美国大兵)
可是法律管不着他们吗?官儿管不着他们吗?干吗非要认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法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怕的倒是那些有饭吃的人们,他们没奈何只得认点儿。所谓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实也就是基本的权利。但是饥民群还不自觉有这种权利,一般社会也还不会认清他们有这种权利;饥民群只是冲动地要吃饭,而一般社会给他们饭吃,也只是默认了他们的道理,这道理就是吃饭第一。
三十年夏天笔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谓“吃大户”的情形。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又干旱,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做“吃大户”。“吃大户”是和平的手段,照惯例是不能拒绝的,虽然被吃的人家不乐意。当然真正有势力的,尤其是有枪杆的大户,穷人们也识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户,被吃了也只好认了。那次一直这样吃了两三天,地面上一面赶办平粜,一面严令禁止,才打住了。据说这“吃大户”是古风,那么上文说的饥民就食,该更是古风吧。
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做“吃大户”。(清末,穷困不堪的老百姓到大户人家里抢东西,天津杨柳青古年画)
但是儒家对于吃饭却另有标准。孔子认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为仁政的根本。这因为春秋时代不必争取人民,战国时代就非争取人民不可。然而他们论到士人,却都将吃饭看做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孔子说,“君子固穷”,说吃粗饭,喝冷水,“乐在其中”;又称赞颜回吃喝不够,“不改其乐”。道学家称这种乐处为“孔颜乐处”,他们教人“寻孔颜乐处”,学习这种为理想而忍饥挨饿的精神。这理想就是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谓“节”和“道”。孟子一方面不赞成告子说的“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在论“大丈夫”的时候列入了“贫贱不能移”的条件。战国时代的“大丈夫”,相当于春秋时的“君子”,都是治人劳心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有饿的时候,但是一朝得了时,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辈子为了吃饭而挣扎着。因此士人就不难将道和节放在第一,而认为吃饭好像是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了。
据说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伐纣,认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这也是只顾理想的节而不顾吃饭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论,伯夷、叔齐成为士人立身的一种特殊标准。所谓特殊标准就是理想的 的标准;士人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这地步,但是能够做到这地步最好。
经过宋朝道学家的提倡,这标准更成了一般的标准,士人连妇女都要做到这地步。这就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原来是论妇女的,后来却扩而充之普遍应用起来,造成了无数残酷的愚蠢殉节事件。这正是“吃人的礼教”。人不吃饭,礼教吃人,到了这地步总是不合理的。
士人对于吃饭却还有另一种实际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俩都做了大官,住宅挨着。宋祁那边常常宴会歌舞,宋郊听不下去,让人和他弟弟说,问他还记得当年在和尚庙里咬菜根否?宋祁却答得妙:请问当年咬菜根是为什么来着!这正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儿得好;“兼善天下”于是成了个幌子。照这个看法,忍饥挨饿或者吃粗饭、喝冷水,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地玩儿。
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民国时,在街头乞讨的小孩)
吃饭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数士人恐怕正是这么在想。不过宋郊、宋祁的时代,道学刚起头,所以宋祁还敢公然表示他的享乐主义;后来士人的地位增进,责任加重,道学的严格的标准掩护着也约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们大多数心里尽管那么在想,嘴里却不敢说出来。嘴里虽然不敢说出来,可是实际上往往还是在享乐着。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
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处就食,抢米,吃大户,甚至造反,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种行动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性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士也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口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得好。孟子说做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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