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做到公众深度参与的公众考古，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我对此次论战有较乐观的看法，放宽时间的视域，这样的讨论应有益于考古学科和公众双方走向成熟。作为愿意在这一领域做点实事的践行者，感觉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我自身而言，更倾向于少辩多做。

　　出镜人物：徐坚(广州·中山大学 副教授)标签：七零后考古学者

　　改变考古学公众形象的内部话语     

　　考古工作者不时遭遇到职业身份认同危机。将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足以让我们蒙羞。在接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史上，这种论调从不罕见，与史语所前辈发掘小屯相比，唯一的进步是我们最终幸免于牢狱之虞。1934年，戴季陶直言考古就是盗墓，应该依律法办。为什么混淆考古和盗墓的怪论会不时卷土重来？我们是否有可能改变这种现状？

　　在超出考古学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其实有限。除开利益集团的掩耳盗铃和混淆视听，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导致考古和盗墓的混淆。首先是认识论上，人们习惯用熟悉的、现实的、易于理解的事物类比说明不熟悉的、遥远的和不易理解的事物。现代意义的考古学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用大家熟悉的盗墓比附考古也算是一种解释方式。同样，炼丹术和现代化学，治愈巫术和现代医学都捆绑在一起，考古学并不是孤独的倒霉蛋。其次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反智传统，仅以我们有切身体验的二十世纪而言，已经发生多少次《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那样对知识的嘲讽和贬抑？反智群体会有意识地对科学实施污名打击。

　　但是，在学科内部，考古工作者可以做些什么去疏清误解，以正视听？说得更严重一点，考古学被污损，我们是否也有责任？反思是必要的。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无法捍卫学科尊严，相反，我们如何对待考古学工作才具有说明价值。首先，我们必须表明，考古学不等同于考古发现，更不等同于宝藏发现。至少考古工作者应该达成共识，伟大的考古发现不应该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和炫耀的资本。因此，发掘特洛伊的施里曼是伟大的考古发现者，但是判断无一不错却使其与伟大的考古学家无缘。大部分考古工作者的大部分工作其实都与伟大的发现无关，我们甚至应该乐于接受拉什杰的宣称，大多数考古学工作本质上就是对垃圾遗存的研究，而与对宝藏的攫取毫不相干。其次，考古学是基于田野的思辨和建构之学，而不是技术性工作。发掘可能构成田野考古的高潮，但是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不过是其中一环而已。没有任何钻探或者发掘技术可以对考古学研究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相反，没有考古学观念，就根本不会有洛阳铲的使用方式和长沙楚墓的“蜃灰”的界定。最后，将考古学界定为理论和方法完备的学科并不是鼓励学者们重回书斋，相反，从启蒙运动以来，考古学从来都是社会教育和改造的利器。因此，如果有一天，中国考古工作者不再将灿烂的出土文物作为吸引公众眼球的手段，不再片面追求重大发现，而同样关注寻常遗址蕴含的重大问题，不再将发掘当成自身工作的全部或者光辉的句号，也不再将考古学研究当成少数人的智力游戏，而是勇于表达专业的思辨能力，考古学被再度污名的几率将会显著降低。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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