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把目前对文物的破坏分为两种：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建设性破坏是由土地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的。而保护性破坏则是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拆旧建新、造假，很多地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背后的经济效益高，口号又迷惑人。”

　　城市的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古城保护和更新的关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认为，重建古城的方向是错误的，因为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才是重点。而一些并不反对再造古城的学者则认为，需要界定好保护性修复现存古城、复建古城与古城再造三者的界限。“是假文物没关系，但要考虑业态。业态规划成功，古城会实现转型；只是物质城墙，可能大量的钱投进去以后收不回来，留给下届政府，最后真正承担的还是老百姓。”

　　世界遗产申报，保护才是根本

　　在11月18日召开的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时隔6年首次更新并公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后的名单共45项，比2006年12月公布的35项增加10项。

　　近年来，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高涨，多个省市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将一些价值突出、申遗潜力大的文化遗产项目列入预备名单；另一方面，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申报要求越来越严格，此外，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的遗产类型日益受到重视。从这份更新的预备名单也能看出近年来世界遗产在概念上的延伸和变化的趋势：大批联合申遗项目入选，且多为跨省区市，中国白酒老作坊、辽代木构建筑、红山文化遗址、中国明清城墙、丝绸之路、土司遗址、侗族村寨等多个项目均为联合申遗项目；稀少种类文化遗产数目大量增加，比如农业遗产、文化线路等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属于“少数”的项目得以入选。

　　在这份官方名单公布不久之前，另一则有关申遗的新闻《中国十大名楼将联合申遗》被炒得沸沸扬扬，直至专家指出十大名楼许多都是现代新修的，仅岳阳楼、天一阁等少数楼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名楼申遗有违“原真性”原则。

　　一些文化遗产项目被当成当地旅游业的“摇钱树”，申遗的意义由此也变成提高对GDP的贡献率，而最应该做的保护工作却被抛诸脑后。这也让我们面对不遗余力、声势浩大的申遗活动时不得不反思：申遗究竟是为提升文物价值、增强社会保护意识，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联手追逐政绩与商业利益的手段？

　　可移动文物有望进一步摸清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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