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佛学思想开始流行，是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逐渐扩展发达起来，一直到公元10世纪大乘佛学在印度衰微，前后经历了一千五百年。 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印度佛学的学说本身也经历了好几次大的变化：由原始佛学到新派佛学，再后又发展成大乘和小乘，大乘本身也还分初、中、晚期之分，这是很明显的几个阶段。

　　从世尊讲法时起，佛法（经文）是在民主大讨论、大辩论中发展成长的，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辩经”。这种论辩的集体智慧使佛教理论层次大有提高：在“辩经”中，过去的错误理论被淘汰，正确的法理诞生了；佛教的理论不断增加了新鲜“血液”，尤其是新思想、新观点的出现，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佛学的教育，与现代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等一样都是教育，只是学科不同而已。后人不准著新佛经的规定，使佛教无法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出版与时俱进的佛经。就是因为这项错误的规定，佛教在中国，除了在唐代六祖慧能出过《坛经》之外，其他祖师大德的著述基本上是对各种古佛经的经注、经解之类。即使是这些经注、经解，当时的很多著作者也是不敢于在世时发表，大都等他们作古了才由他们的学生或追随者公开。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对比一下：我们现代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能全部使用中国齐、梁时代的私塾教材给学生们上课吗？但我们今天见到的佛教教材，仍然属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翻译的古印度经书。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学佛者使用的教材一直停留在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水平，而时代已经前进了十几个世纪！简单的想一想：除了佛教以外，还有哪个学科能使用如此古旧的教材呢？是农学研究领域能吗？南北朝时期的齐、梁各国，当时的水稻亩产只有100～200市斤，而今天的水稻亩产是1500市斤，超过齐、梁朝水稻亩产的七至十倍。如果还沿用齐梁时期的水稻种植方法栽种二十一世纪的水稻，其结果可想而知。同理可推，佛教的教材因被人为的控制已经落后千年之多。那么，我们用古印度经院派哲学研究者著述的佛经，来教育二十一世纪的学佛者，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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