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前我和法立德参观了这个集装箱，他入侵了自己的电话，向我展示了他自己的数据影子。人型文本信息和照片在我的周边闪烁，我问他是否会因为将自己的网络身份公之于众而感到紧张。没有人知道他的计划，即便连他的同居者都不清楚。他回答说：“坦白地讲，我压力太大，大到自己都忘记了紧张。”他已经删除了别人发送的邮件中所含的敏感信息，但举个例子，他脸书上的所有东西都还在。我们能够看到他所有的信息、好友、历史、照片和文字。

　　法立德表示，为了防止我们这些观众尝试利用他的社交媒体做其他事情，他已经实施了三项保障。但是朋友和家人的生活因此也被与公众连接，所有的图片和文字被公众看到，他并不能保证他们不会为此生气。“不过我相信他们不会。”

　　法立德被滞留在机场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些艺术作品的种子。15岁前往纽约的学校旅行途中，法立德在登机口被扣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是否为恐怖分子，‘你有枪支吗’，‘你有爆炸物吗’。”

　　接下来的几年里，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法立德有了社交媒体。现在他再也没有被滞留过。部分调查需要他给出自己的网络身份，这会影响到相关部门的处理办法，现在他们不能随意揣测法立德在做什么，但那种程度的怀疑也有可能卷土重来。

　　网络监督让那些观察者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雇主可能会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发现可疑照片或者消息，但如果他们根本无法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你，可能会有更重的疑心。2012年，一家德国报纸Der Taggspiegel指出，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科罗拉多影院中杀害了12人的凶手)和安纳什·贝林·布雷威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都没有脸书账号。可以这么说，缺乏网络存在就是可疑的。

　　座谈会上，法立德还向观众解释道，大型企业希望我们放弃隐私，而那是极度危险的。“隐私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隐私，你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你应当开始自我审查。”他还告诉我们，在美国，法庭规定涉及到隐私权的第四修订案不适用于非美国公民。美国能够(也的确如此)在没有警示的情况下监视无数组织和个人，包括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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