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期间还出现了两个例子，似乎概括出了我们对待隐私的矛盾性方式。其中一位观众提出了“聊天室悖论”的说法，最初出现于2007年，当时还是论坛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早期：如果你的孩子进入了聊天室，你会希望他们是匿名的，但与此同时，你又想知道聊天室中所有人员的一切身份信息。

　　因此产生的事实就是，关于隐私和国家监视的讨论最终归结到了这样一个短语“我光明坦荡，无需隐藏”。我们推测只有罪犯才希望自己的隐私不被国家知晓。但是正如剑桥学者丹尼尔·托马斯(Daniel Thomas)所指出的，德国人在放弃隐私方面比我们更加谨慎，这绝不是巧合。“他们知道并且记得，政府甚至会将你的内裤收集起来，以便在需要用警犬追捕你的时候派上用途。”(讽刺的是，2007年G8峰会上，德国当局再次使用了这一方法来追踪暴力抗议者)。基本而言，这些“气味文件”就是国家收集起来的数据，用于追踪个人。在苏联时期的东德，个人被鼓励去监视邻居。如果现在还是如此，那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手段。

　　为了进行展示，法立德邀请观众在iPhones或安卓手机上检查位置设置。我本以为我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定位服务，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需要在iPhone上检查定位服务，选择设置→隐私→位置服务→系统服务，就在页面底端。)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放弃了个人数据，就是为了免费网络服务和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法立德问我们：“但是如果颠覆这一情况，会发生些什么呢?”他收起了这一沓包括个人密码的纸张，准备把它们都发出来。“如果你放弃这一切，会发生什么呢?”

　　早些时候，我曾经问过法立德，为何决定要在如此极端私人的程度上开展这个项目。“我们想要针对数据影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证明它可能就在你身边。你的数据可以被任何人掌握。人人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我返回剑桥火车站的时候，打开了谷歌地图。“谷歌地图需要您授权，显示你的具体为止。请打开位置服务进行授权。”我犹豫了一下，手中还握着法立德的密码清单。最后，我把地图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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