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当时的许多青年艺术家也正在对摆脱了极左路线控制的绘画的变革进行进一步的反思，自1985年开始，在青年画家里出现了强调绘画的理性特征的呼声，这集中体现在1986年上半年《美术》杂志发表的一系列绘画作品中。高名潞在1986年8月的该期杂志上更以《关于理性绘画》为题做了论述。我是学哲学和美学的，对这样的大规模创作和争论自然十分敏感和注意，也发现其中的讨论在一些概念上存在模糊认识，于是就写了《哲学、哲理、理性艺术》这篇长文，在廓清哲学的概念理义与哲理之不同的基础上，从形象思维意象和意境的构成以及审美欣赏的角度这两个方面，分析了艺术与哲理的关系，认为“现代艺术中的哲理性因素，既不同于哲学概念，也不就是意境的全部内涵，它是人对自然和人生的认识的经验性概括，富有启迪智慧的魅力，但不能直接昭示，而应和艺术作品本身及反映对象的特性有机地结合，才能发挥作用。”[3]如此，才能将当时来自美术界和普通观众所指责的“不理解”原则，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内部加以清理和辨析，更好地发挥“不理解原则”对艺术创新和变革的推动作用，而不是适得其反，让前卫艺术与大众越行越远。这篇论文在《美术》杂志上的发表，得益于时任该刊执行编辑的高名潞先生的认可，当时我们并不认识，但我文章的内容，显然与他当时对美术界出现的理性绘画现象的关注相关。于是，我在收到他寄来的发稿便签的1988年的冬天，在北京东四八条52号老《美术》杂志编辑部里，结识了这位正密切关注并组织传播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学长，并通过他陆续结识了唐庆年、王小箭、周彦、范迪安、孔长安、侯瀚如、王明贤等一批在京的青年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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