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体武教授:“有担当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不该缴械投降。”

记者　金久超

今天我还去集市，去市场，去为这生活而周旋、对抗。我要率领诗歌的大军跟市场的冲击展开较量!———赫列勃尼科夫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国文学的地位和影响都无法与俄苏文学比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苏文学在中国几乎不被视为外国文学。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与出版遭遇了大幅度滑坡，那些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家作品被一再“炒冷饭”，而我们对于俄罗斯当代文学却所知甚少。究其原因，说到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从中作梗”。

中俄两国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对方的问题往往就是自己的问题。或许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文坛也是中国文坛的一面镜子，我们彼此张望打量的不仅是对方，也是自　己。

———编者

“现今中国关注的俄罗斯文学大多还是集中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现当代的基本看不见，我来这里就是想知道与我们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到底在写些什么?”在日前举行的中俄青年作家双边交流研讨会上，中国“70后”代表作家之一哲贵提出的问题想必也是许多普通中国读者最迫切想知道的，而当记者将这个问题再一次抛给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教授时，他笑侃道:“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白说，首先得有人翻译啊。”

这句话可能有着戏谑的部分，但也充分说明了问题。在我们觉得俄罗斯当代文学“犹抱琵琶半遮面”时，俄罗斯同行也有着如是感觉。在俄罗斯作家安娜·巴比亚施金娜眼中，目前中国还没有好的作品来反映当下的中国文化和现实。果真如此吗?并不尽然。这种看法只能说明，两国都不甚了解彼此的当代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能纯靠托尔斯泰增进理解”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中俄互译出版项目”，计划在未来五年，各自翻译出版对方五十种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

从郑体武先生的角度来看，互推的作品首先应当在艺术上达到一定的标准。其次则应重点推当代作品，尤其是青年作家的作品。“普通读者肯定不是奔着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去的，魔幻悬疑类的作品不是没有，但归根结底大家关心的是俄罗斯人民当今的生活如何，他们想些什么、关心什么、忧虑什么，他们的情感和心情。”

我们渴求着反映当代俄罗斯人民生活的作品，同样的，一份来自俄罗斯的问卷调查也很好地说明了对方的阅读需求———

安娜·巴比亚施金娜对当地一百二十二名文学研究者、记者等的问卷调查显示，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对阅读中国书籍有着迫切的愿望，大家对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做到迅速发展很感兴趣。不太受欢迎的是诗歌、小说和当代言情小说，最受关注的则是非虚构的介绍中国山水及历史的作品。“中国的畅销书籍在俄罗斯也受欢迎，有关马云、快递公司的介绍大家就很感兴趣。”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经典井喷固然美好，也不可复制，但是当代文学并非纯研究式的，其本身还兼有交往的性质。人与人之间有鲜活、生动、动态的交往，才能增进彼此的理解。经典与当代文学各有各的方式和用途，毕竟，“你不能纯靠托尔斯泰增进理解啊。”郑体武先生感叹道。

“俄罗斯从我们的‘母亲’变成了‘兄弟姐妹’”

虽然中俄读者目前彼此的阅读需求大体方向一致，但郑体武先生认为双方的交流不必全然相同:“俄罗斯经典作品该有的我们都已经有了，况且我们译介俄罗斯作品的起点很高，他们则不然。”

中俄间的直接联系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方了解俄罗斯文学要比俄方了解中国文学深入得多，这种现象是有历史原因的。俄罗斯作协会员叶卡捷琳娜·雅科夫列娃介绍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俄罗斯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的高潮。这个时期出版了许多中国古典以及现代作品。中苏关系恶化则使得翻译作品减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苏关系正常化，使得翻译事业逐渐恢复，但是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古华先生的长篇小说《芙蓉镇》　发行量达到了十万册，这即使在前苏联也是销量庞大的。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以获奖作品为主。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情况变得复杂了。出版中文书籍已不再受限，我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同时也失去了政府的支持。现在在俄罗斯，奇幻古代文学较为畅销。干宝的　《搜神记》、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这些作品有很多早前已经翻译成俄语。因为对于出版社来讲，再版远比翻译新的文学作品要简单得多。2005年起，俄出版社开始资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包括棉棉、苏童的小说。许多作品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译成俄文事实上会曲解作者的创作风格。”

郑体武先生认为，1991年苏联解体确实可以看作文坛变化的分水岭。是否如叶果夫所说“八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前面”呢?这自然有俄国人自谦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即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算起，俄罗斯文坛还是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品，拉斯普金之类的大家仍在活跃。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俄罗斯文学的确日渐式微。在前苏联末期，曾经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可能对于社会舆论，甚至政治体制的变化都有着巨大影响，例如《古拉格群岛》《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可见文学在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单从发行量和发行面来看，俄罗斯当代文学已远不及前苏联时期了。诚如作家鲁敏所说，俄罗斯已经从我们的“母亲”变成了我们的“兄弟姐妹”。

“中俄两国的文学都不是依赖市场的文学”

彼此都带有好奇的眼光在打量着对方，但并不十分了解对方的现状。有意思的是，我们书写的内容却正在逐渐趋同———作家周嘉宁看完俄罗斯作家伊丽娜·科瑟赫的小说《同居者》后感叹:“完全感觉不到这是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像中国有农村文学和城市文学，俄罗斯也有所谓的外省文学和首都文学，然而随着网络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写作的地域特性正在逐渐削弱，这或许是身为“80后”的周嘉宁发出如上感叹的原因。郑体武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写作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强调创作的民族化，着重民族题材，体现民族价值观。但近来文学出现了世界化的倾向，许多作者在极力避免民族性。像村上春树的作品，你将其中日本人名真由美换成西方人名玛格丽特，对整个故事来说其实区别都不大。还有诸如丹·布朗的作品、哈利·波特系列等等，这些写作都高度强调普遍性、商业化，因此也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作品中看不出或者说是淡化了祖国的概念。这种商业化写作大潮和后现代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光席卷了西方，在俄罗斯和中国也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

那在俄罗斯本土，商业化写作是否突出?　有着几十年俄罗斯文学译介工作经历的郑体武先生认为，俄罗斯人的“才华”比较均衡，但他们的确不热衷于幻想、推理文学。“俄罗斯人向来将文学看作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一件事，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诞生在俄国?要接受托尔斯泰，得有读者和土壤，这个民族有着接受鸿篇巨制、宏大叙事的大场面的气魄。”

严肃文学遭遇的译介困境不惟俄罗斯文学独有，其他国家的文学也大体如此。但郑体武先生始终坚信，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考察，中俄两国的文学都不是依赖市场的文学，也都从未拒绝过应有的担当和应尽的使命。

“有担当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不该缴械投降”

在郑体武先生看来，当下俄罗斯文学译介面临的困难和原因涉及到多方面，与互联网冲击、人文危机的大气候有干系，也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状态、作家的心态有关，同时更牵涉到俄文译者的匮乏，“卡西欧杯翻译竞赛举办十二年以来，英文自由译者年年参加年年得奖。俄文办了三届，一等奖一直空缺。”

“译者难寻”同时也在弱化作品翻译出版的动力。文学翻译从业人员过少，跟稿酬过低，对青年译者缺乏吸引力有关系，也跟文学翻译本身难度大，培养译者周期长、成本高有关系。另外，社会对文学翻译工作认识的偏差和理解的缺乏，也不利于译者队伍的充实和壮大。郑体武先生认为，凡此种种，说到底都有市场的影子在作怪。

是的，市场作怪，对此俄罗斯小说家奥列格·索洽林也不太乐观。他认为俄中两国文学对话的问题汇总，也是俄罗斯文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年轻的作家们很难发表作品，想在一些文学杂志上刊登作品，有时要等上好几年。而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反响也很少。现在的出版社只关注利润，所以很少出版那些新的、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作品，即使出版了，发行量也只在一千册左右。而在前苏联时期，一本书的发行量经常是上百万册。其次，作家只靠文学创作来赚钱维持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同时兼顾另一份工作又势必会影响创作。最后，作家的地位也已改变，不再是对人们的思想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再是人生导师，当今俄罗斯的作家没有权威。索洽林在向他人介绍自己的作家身份时，甚至都会不好意思。

“虔诚的作家不可不察，有担当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不该缴械投降。”郑体武呼吁，中俄两国文学界和翻译界有必要加强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助于一同在坚守与开放的张力中保持自我，自成一体，抵御市场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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