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近期媒体报道，在法国，哲学是高中学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那些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需要通过哲学会考，才能毕业并拥有大学入学资格。有一年为巴黎高师准备的哲学作文训练的作文题中，出现了这样一道题：“Moi，je……”，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翻译成中文，这道题的意思就是“我，我……”。18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了这个“我”，需要在考场上发挥四个小时（见《南方周末》2012年7月5日）。

　　每一个“我”都是实际存在，是一个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可以“用鲜血做图章”来保证的真切事实。那么，对于这个“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就是我。除了是我，我还可能是谁呢？有人一想到“自我”，就感到豪情万丈：“老子天下第一”。退一万步来讲，也可以名列第二吧。

　　这并不奇怪。在膨胀的权力之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膨胀的个人。人们在痛恨权力的扩张时，却也会不知不觉地跟着模仿，把自己弄成一个扩张的自我。然而一般人们对此却较少警惕，反而津津乐道，认为这正好体现了个性。这是人们为此前的时代继续付出的代价。

　　我在电影学院的课堂上，不只一次遇到这样的同学。他在给我的作业中，只有几个大字，“艺术是自我的表现”。这种时候，我就要邀请他进一步谈谈，“请问，你说的是哪一个自我呢”？比如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所谓“自我”至少分成三个层面：本我、自我和超我。接下来，课堂上会有一个小小的关于弗洛伊德的讨论。对于一般同学来说，弗洛伊德的故事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本我”(id)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包括性本能、死亡本能（各种破坏、侵略、挑衅的欲望）。它一味想要满足自己，表现得不管不顾，蛮横不讲理。但它们大都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以潜意识或其他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这个层次上的“我”是唯我主义和自我中心的。

　　“自我”（ego）。“本我”所奉行的是快乐原则，“自我”所奉行的便是“现实原则”。这个层面上的自我，知道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现实能够接受的样子，借助现有文明框架来满足自己和获得宣泄。他知道利害，通晓趋利避害，善于自我保护和自我伪装，抓取现实利益。说白了，他有些两面派，努力夹起尾巴做人，而“本我”连这个都不懂。

　　“超我”（superego）。这是道德层面上的自我。他代表了人的道德、宗教和审美理想的超然性。对现实的“自我”来说是外在的、外界规范或强迫性的东西，对“超我”却是内在的、内心自觉或内在法则的东西。比如“本我”对于看得不顺眼的人，独自暗暗地想：灭了他。而“自我”就知道杀人会得到惩罚，是要被抓起来的；而“超我”认为，人是杀不得的，取消了他人的人类身份，等于取消你自己的人类身份。这个超我，有点接近康德所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几个自我不是互相隔绝的，而是一个能量系统，互相贯穿、互相传递能量，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不可否认，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那样一个潜在的跃跃欲试的“犯罪团伙”。只是不同的人们对此处理方法不一样。对于具体人来说，也有能量分布之不同。许多我的同学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自己身上缺少的正是“超我”的力量。

　　而实际上，原本是人性中各个频道都应该存在的，如果不是被特别限制或阉割的话。我们耳边不断有声音说“还原自我”，“活出自我”，如今商业广告上也充斥着这类东西。但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呢？七情六欲当然是，但是除此而外，是否还有其他层次和其他的自我？从前否认人的“本我”是错误的，今天是否一定要否认人的超越力量呢？是谁，一定要将老百姓的要求认定为吃喝拉撒呢？

　　放下弗洛伊德学说后来的发展及各种争议不论。这个学说至少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某个潜在的巨大危机，这个危机在现代越发突出。那就是人性中野蛮冲动的东西，那些盲目黑暗的破坏性力量，并不存在于万古之前，而是离我们自身不远，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所谓“文明”，仅仅是罩在人根深蒂固的盲目黑暗上的一层薄薄外衣，浅浅地将那些跃跃欲试的东西暂时掩盖起来，这层外衣无时不刻不遭遇巨大挑战，很容易被撕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新的社会生产及社会组织，带来了人从未有过的孤独。而越是孤独的个人，便越是与自己身上的“本我”相接近，越容易返回那个黑暗冲动的自我，觉得只有在血液的呼啸中，在挥舞拳头的冲动和喊叫中，才能找到突破的道路。

　　拙作《思想与乡愁》（文集）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谈论这种人性中的黑暗，谈论包括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在内的作家对于现代人性的深深忧虑。那部众所周知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根据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改编而来。书中有一个没有来得及讲的细节是，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与大作家茨威格同时在伦敦避难伦敦。当他们见面时，茨威格感慨万千：眼前的灾难——原本体面文雅的人们一下子变得像打了鸡血似的，驱逐他们的邻居，砸碎店铺的玻璃窗，焚毁从图书馆里拿来的书籍，十分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正确的，宣布了这位学者洞察力的胜利。然而，这难道是流亡中的弗洛伊德希望见到的吗？他的学说成功之时，便是世界末日来临之际。

　　随着中国现代社会化进程的开展，我们早些时候在书上读到的，逐渐变为我们自己的现实。而我们许多人的头脑还停留在反封建当中，停留在主张“摩罗”精神的一百年前，对于诸如此类的现代危机并无知觉，对于弗洛伊德这样古老的知识也置之度外，不分好坏地对于貌似个人及个性加以盲目吹捧，分不清是哪一个层次的自我在发挥力量，这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中文最近出版的这本《现代危机》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该书收入美国知识分子刊物《政治学评论》1939年到1962年间重要作者的文章，比如汉娜·阿伦特、雅克·马里坦及列奥·施特劳斯的文章。这个期间正处于纳粹德国带来的战争破坏及废墟之下，同时人们在精神上也遭遇从未有过的危机。这些伟大的作者们不仅试图理解眼前所发生的，而且也在努力找出新的表述和精神秩序，来应对和处理眼前的破败和危机，以此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相匹配。

　　其中收进法国学者马里坦的三篇文章，光看题目就十分吸引人——《多维人文主义与现代危机》、《人类的永生》以及这篇《位格与公共的善》。从某个深邃的学理立场，作者区分了“individuality”与“personality”，译者将它们分别译成“个人性”与“位格”，想必有其道理。在马里坦看来，所谓“个人性”主要是一种来自于物质的力量，就像物质也总要在空间上加以隔开分类。这种“自我” 的渴望是突出自己。信奉这种物质性自我，其实是信奉一种物质决定论。

　　如果说，“individuality”指的是已经存在的你自己，那么“personality”则提出进一步要求，即“成为你自己”。“要能够自我控制，牢固地掌握自身。必须有一种精神上的存在，能够通过智慧和自由来掌握自身，通过知识和爱来实践存在。”马里坦还提到这个位格的自我，“既能够施与别人也能够施予自己；不仅能够接受别人赠与的礼物也可以接受别人（本身），（以及）接受别人赠与别人的礼物。”接受别人赠与别人的礼物，便爱自己和爱自己的礼物，不是独断论的自我和霸道的自我。这是一个摆脱了“自我中心论”的自我，是一个能够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自我。

　　马里坦指出，在“individuality”与“personality”存在着沟通。“物质个性并不什么恶的东西，就像人类存在的物质条件，是一种善。但是只有与位格（personality）相关联的个性才是一种善。当我们的行为过于倾注在个性方面，恶就随之而生。”“人必须实现自己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人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承担巨大的风险。人类必须在道德的原则里赢得自由和位格（personality）。”他所说的“个性”如何成了一种“恶”，这是值得深思的。

　　延展到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中来。在公共领域中展示的，是哪一个你呢？作为发言者的你，是你的哪一个自我呢？即使匿名发言，也留下了你的踪迹，刻下了你额头上的纹路。在亮起来公共发言的舞台上，你愿意如何成就自己呢？

　　显然，我们若是想要有一套具有说服力的公共文化，同时取决于是否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有关个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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