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杀现象，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事件或者课题，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但当它以一个个挣扎的生命、一份份撕扯的情感、一种种无奈的命运在作家笔下呈现时，让人们感受到切肤之痛。辽宁女作家孙惠芬发表于去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新长篇《生死十日谈》，带领着读者走近农村自杀群体、感知那些飘荡在广大中国农村中的无奈命运。

　　孙惠芬，这个从辽南农村走出来的女作家，多年来一直将自己的写作植根于乡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抱持着对生活在此之上人们深厚的情感，书写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故事，当然还有苦难。然而参与农村自杀的调查，在孙惠芬这里却经历了一番心理的“折腾”，因为“我经历了一次年龄的‘和平演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愿意面对悲剧。”可一旦她“禁不住诱惑最终跨出去”，就通过笔墨给读者展现了现代乡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正如她所说：“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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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谈》源于您的朋友贾树华教授的“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在文中您提到如果不是贾教授的动员您并不会去参加这样一个课题，一个原因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了。这是不是说，正是因为您对农村的苦难十分了解，农村自杀对您而言某种程度上才变成了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孙惠芬：写作的源起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在老家深入生活，我放逐自己在乡村的山野走访，半年多之后的一天，好友树华说她有一个项目，要带几个研究生回乡搞“自杀遗族的调查与研究”，希望我能参加。她是我的同乡，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她做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经十二年了，可是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她曾做过这个课题，也就是说，在我没有走出家门之前，这样的信息根本不往我的脑子里进。采访自杀者家属，听有关自杀的故事，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听后兴奋不已。可是临了，却又有些恐惧，恐惧面对那些深陷灾难的人。这并不是说我对农村的苦难有多了解，主要是年龄问题，就像我在作品序言里写到的那样，我经历了一次年龄的“和平演变”，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愿意面对悲剧。然而最后，我还是经不住树华的“诱惑”，参与其中。但因为种种意外的原因，我只断续跟踪访问了不到五天。就是这五天，让我看到了另一条道路上的“风景”。但当时根本没有要写什么的念头，是在那个冬天结束“放逐乡村”的返城路上，才突然有了灵感，要写一部“生死十日谈”。于是回家之后，看了二十多天录像带。我爱人在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室工作，在树华的动员下，他跟这个团队走了一个秋天。看录像的二十天，我险些抑郁，写作的激情，正是在这抑郁的“不能承爱之轻”的心绪下一点点鼓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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