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刻意关注女性，在许许多多故事中选取这些故事，是听凭了写作中的直觉。女性的坚韧和内心的强大一直是我的真实认知，或许这种抹不去的认知左右了我的写作。不过，确实树华教授告诉我，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记者：《生死十日谈》　在　《人民文学》“非虚构”一栏发表，但您说这其实是一部小说，有许多是您虚构的?能不能具体谈谈。

　　孙惠芬：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切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在我心里，它是一部小说。

　　记者：您提到在您的实际参与与后来看录像的调查中，人物是扁平的、有些事件的逻辑性是缺乏的，因而您虚构了小说的一些人物、故事。是不是相较于原始的非虚构材料，通过小说这种形式，读者才能看到更为广阔与深层的农村?看到人性、生命?作家的情感、观点才会更有效地表达出来?

　　孙惠芬：是。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完成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访谈确实曾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包括录像带中的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套路，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因为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的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有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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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这个题目，生与死，来与去，怎样活着、如何死去，这是文学热衷的话题，因为由此我们看到生活、思考生命。书写这样的“生死十日”，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期待引起人们怎样的思考?

　　孙惠芬：前边说过，能在这本书中谈论生死，是年龄赋予的优势，是经历的恩赐，倒回去五年，我写不了这样的故事，完成不了这样的作品。这跟了解多少乡村生活无关，而跟生命的积淀有关。若问想要在这本书里表达什么，我想，只一点，就是想通过死者的死，探讨活着的人该如何活着，通过活着的人如何活着，见证当代乡村生活的真相，从而呈现当代人乡下人自我心灵救赎的过程。小说主线跟踪的是自杀者，死去的人，可采访到的都是自杀者的亲属，是活着的人。他们在经历了灾难之后，没有把更多的责任推给社会，他们自我承担，在生的道路上挣扎，默默无声。谈论死是为了研究生，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痛苦和灾难，可当这一切不可避免时，如何生就变成了最严峻的考验。当然，这在另一个层面上，指向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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