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读库》《最小说》等杂志书的成功，但我国杂志书的发展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其中首要的就是身份问题。作为一种出版形式，我国杂志书的存在是既成事实，但到目前为止，杂志书依然没有合法的身份，有用书号出版的，也有用刊号出版的。由于刊号紧缺，大多数杂志书都用书号出版，包括《老照片》《经济学家茶座》《律师文摘》等较为知名的杂志书。

　　这种尴尬身份带来了许多问题。且不说我国出版政策本身就禁止“以书代刊”，用书号出版也阻碍了杂志通过广告收入增加收益。按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出版社可以利用公开发行的年鉴类工具书经营各类广告，其他公开发行的图书只准用来经营书刊的出版、发行广告。

　　其次，用书号出版限制了杂志书的发行渠道。我国图书发行以书店为主要渠道，而杂志主要是邮发、自办发行、网络发行或直接邮寄。用书号出版的杂志书难以利用杂志的发行渠道，使这种出版形式的优势无法完全发挥。用书号出版的《读库》，至今走的主要是书店和网络销售，虽然其淘宝店铺提供全年订阅服务，但始终不能走邮政发行渠道。

　　另外，杂志书市场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类别——学术集刊。近年来，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Mook不断出现，如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浙江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其学术水准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学术集刊500种左右，然而在我国现有的学术体制下，发表在此类学术集刊的文章，即使学术质量很高，学术类索引期刊却不对其进行收录，这些学术成果也得不到相应的承认和肯定。

　　要想真正发挥杂志书的优势，为出版业带来更多的发展，需要多方的努力。一方面，出版管理部门应该正视杂志书在出版市场上已经占据地位这一事实。目前杂志书出版混乱以及沉浮频繁的状况，与出版政策的不及时有很大关系。我国出版实行的是审批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对期刊出版许可证的审批极为严格。“以书代刊”的禁令让杂志书出版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意味，《独唱团》《大方》等杂志书的停办均与此有关。事实上，刊号只是8位数的数字编码，除了最后一位校验码，其7位数几乎可以标识1000万种连续出版物，而目前全世界总共才标识了100多万种，连续性出版物获得刊号并没有技术上的任何困难，毕竟刊号还可以升位，刊号并不是稀缺性资源。 我国的刊号被赋予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甚至带上了商品属性，对申请者的种种限制束缚了人们知识创造和传播的积极性，也限制了市场发育。一个市场的良性发育离不开规则制定，对于杂志书这样已有的出版形式和已经形成的市场，出版管理部门应予以应有的肯定和正视，适当地调整一些规则，为市场发育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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