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之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符号化倾向的地域写作和地理写作。这种写作最为显豁、也是最值得诟病之处，就是使得诗歌沦为地理知识手册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附属品。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标志性的场景和意象，但是缺乏足够的个体情怀、生命状态、生存体验和历史想象。诗歌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化消费。”他十分感慨。

　　而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甘肃“诗歌八骏”的问题，所有身处西部写作的诗人们大概都有过同样的困惑。因为“西部”基因转换在诗歌写作中时，既会带来特点和优势，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缺陷，“比如‘西部诗歌’自身的差别何在，在那些具有西部特征的物象和场景以及象征(比如黄河、敦煌、戈壁、草地、河流、山脉、黄沙、牛羊、绿洲、寺庙、节日、丝绸之路以及带有少数民族和地方特征的生命与族类的符号化现身)的话语谱系中是否公约性、固定性和刻板化已经超出了诗人的个性?这种‘地方’写作很容易出现写作的惯性和模式化。换言之，在所谓的‘西部写作’、‘高原写作’、‘地域写作’和‘少数民族写作’中，我们好像与那些古老和具有历史积淀和文化象征性的事物和场景相遇，但是细一考察，就会发现这些事物、风情实际上早已经被滥用的语言和文化一起淘空，从而显得浮泛而无效。这样的写作很容易被概念化。”霍俊明说出了自己的观察。

　　诗人古马也从个人角度对这一现象提出见解：“我反对诗人符号化的写作，反对制造风景明信片式的地域诗歌，希望诗人把自己的心灵带进自然和生活的场景，追求大的境界。一个诗人作品的构成是很复杂的，就像一头充满活力的雪豹可能是由石羊、雉鸡、甚至岩石间的雪莲在它眼中的形象共同构成，所以，我也反对评论家把诗人类型化，把诗歌标签化，进行文学贴牌。在我的写作中，如果有地域性、标记、故乡这些词汇，无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汉语写作悠久辉煌的传统，那是一个活的源头，那是一个能够让你在不断汲取中进行创造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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