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青：您是否会把自己的作品归为纯文学，我是指深入探索人的内心，以及小说形式这种意义上的纯文学？

       阎连科：我们谈纯文学的时候是相对于通俗文学去谈，谈它的探索性。如果我们说的纯文学是延续当年先锋文学的、对小说形式本身和小说内容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炸裂志》可能比这个意义上的纯文学更复杂、更丰富一点。它也探索语言，也探索小说内容、探索小说本身的各种元素，它也在探索现实。

       重青：您曾说，“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一批作家，更见功夫的不是艺术功夫，而是正直心和良知”。也就是说，您首先考虑作品主题，而不是作品的艺术性，比如字词、节奏等审美性？

       阎连科：完全错误。有的作家全部用力在文字上，有的全部用力在故事上。对我来说，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以放弃的，无论是文字还是形式、还是故事，乃至于小说的思维，你可以说它不是通俗文学，也可能不是你所说的纯文学，但是它是每一个方位都希望自己达到新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是对纯文学的狭隘的理解。

       另外，我所说的正直与良知，其实是讲人格。

       重青：最后的比拼是人格的高下，而不是作品的艺术性？

       阎连科：简单地把文学作品理解为一种艺术形式是非常狭隘的。你有这样的艺术形式，我也有这样的艺术形式，但你没有这样的故事我有这样的故事，你说哪个写得好？

       当你们都有很好的故事和艺术形式的时候，有的作家还有非常伟大的人格从写作中透露出来，这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尤其在中国，人格的独立显得尤为重要。

       余华、贾平凹和我都在接近现实

       重青：现在有很多作家、艺术工作者在关注当下，比如余华的《第七天》，贾樟柯的《天注定》，大家这样集中地关注，是出于创作者不自觉的表达欲望还是没有题材可写了？您怎么评价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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