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姑父陈凤仪曾任七区犁川书记、四区天水岭书记、晋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委员、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城关区分委书记和晋城县纪委书记等职务。在各项工作中，他任劳任怨，敬业奉献，不徇私情，无私无畏。在做好他负责的各项工作中，他特别关注土河革命老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广大农民在生产与生活中的用电困难。

 

　　1965年秋后的一天上午，我姑父与在沁水县任职的郭明堂伯父带着工程技术人员从西山村徒步到漕河考察修建水电站事宜。他们对土河革命老区人民的感情深厚，除了考察沁河水电站建设，他们还深入各村农户走访，看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究竟都有哪些困难，需要党和政府尽快解决哪些问题。

 

　　1966年4月里的一天上午，我姑父曾经与著名作家赵树理先生从西山村徒步到横岭村、漕河和专家技术人员仔细考察如何将沁河引到山顶灌溉农田，并解决群众大旱期间的生活饮水困难。当我姑父走到西山村西头去往横岭村的村口不远处，我姑父和赵树理先生等人便走进地里看村民们送去的早饭如何。他们几个人挨着掀开社员们的送饭铁桶盖子，并用吃饭的小勺搅动着饭桶，仔细观察饭的稀稠和饭的质量。经过仔细查看，一二十个人的饭桶里只有月林公公的饭菜比较好，其他人的饭都很稀。我姑父和赵树理等领导走出庄稼地之后心里不是滋味，他们一致认为改善民生迫在眉尖，一定要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而且，要发动和依靠群众，让每个生产队长带好头，群策群力狠抓农业生产，不能让农民饿着肚子种地，把最好的粮食交公粮，自己没啥吃。

 

　　我姑父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土河革命老区的百姓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我们只有让老区人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才能问心无愧。

 

　　当我姑父与赵树理等人傍晚从横岭村返回西山村时，婊大娘给我姑父他们早早摊好了油馍，做好了小米粥。我姑父和赵树理先生等一行人都说好吃。赵树理先生临走时说感谢我大娘，我大娘说不用谢，都是自家人，凤仪不仅是我兄弟，他也是西山村的外甥女婿。我姑父问我大娘，儿子在西藏干得怎么样？我大娘说，经常来信，干得很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姑父多次回到老家微服私访，并做了大量农村社会调查。对土河公社管辖各村党的建设、生产队农业生产状况、人畜饮水困难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在夜深人静时，坐在煤油灯下撰写调查报告。而且，还让我父亲帮他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力争用较小的投资，让群众获得更大收益，尽快改变当时的落后面貌。

 

　　1966年初，晋城县交通局派两位技术人员住在西山村王学仕家，负责勘察西土河村到横岭村的公路怎么修。开川和牛洞河村的小行帮助技术人员搞公路测量，并计算出开挖的土石方。而且，技术人员是用算盘把数字计算出来的；而且，两个人的数据必须一致，不能有任何差错。西山村每天给开川记全劳力工分。后来修的公路，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尽管我姑父受到了冲击和排挤，并把他列为走资派和保皇派，但他仍然忍辱负重利用回老家探亲的时间，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对兴修水利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借鉴，并嘱咐公社主要领导和各村干部狠抓农业生产，努力开展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后来，即便是让我姑父到晋城县外贸局当顾问，他也没有放弃对土河老区人民的关心。不管造反派如何对他进行批斗，他都没有失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着追求，他仍然利用回老家的探亲机会，指导土河革命老区的农业生产，并与农民群众和村干部，以及生产队长促膝谈心，鼓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和理想，努力克服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把关心烈军属、五保户、残疾人和生活特别困难农户作为帮扶对象，不能让这些人失去关怀和温暖。

 

　　我姑父的老岳母也是烈属，但他却没有让东土河村给予特殊照顾，他说他和我父亲能照顾好老人，不给村里添麻烦。

 

　　1975年下半年，姑父已经被诊断为膀胱癌。但他强忍病痛折磨，再次回了一次老家。他在夜里与我父亲的交谈中，他说自己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和县里的领导干部，对不起土河老区人民，没有让土河老区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愧对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我父亲在医院病床上回忆当年与我姑父深夜的沟通交流时，说我姑父流下了眼泪。我父亲说，你姑父的自责，说明他是勇于担当的领导干部，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

 

　　尤其是我姑父1976年病重期间，我父亲步行90华里到晋城县医院看望他，我姑父躺在病床上仍然惦念着土河老区人民如何摆脱贫困，不再饿肚子。说着说着，我姑父又留下了眼泪。他希望以后的年轻干部比他更加关心土河老区人民，并让老区人民早日过上好日子。

 

　　然而，1976年8月，我姑父再也撑不住了，终于被病魔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他要能看到现在农民也有自家的小汽车，家家户户不仅盖了新房子，而且有不少人在城里买了单元楼房，那该多好啊！我相信，姑父一定会露出满面笑容。（郭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