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秋天,多尔衮患病。据说是膝盖受了伤,他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病情加剧。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心情,十一月中旬他率领诸王贝勒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塞北寒冷的气候和行猎时过度的劳累,使多尔衮此行再也没能回到北京。十二月初九日,他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多尔衮死后,在他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首先是皇帝本人与摄政王的矛盾。多尔衮摄政时,顺治帝福临尚小,而到顺治七年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了。身为皇帝却无权力,这对福临来说,当然是件无法长期容忍之事。摄政王一死,福临必然要真正操起皇帝的权力。其次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受压的诸王与多尔衮的矛盾。
那时他们慑于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力,不敢有所表现,然而却从没有放弃他们那种保守落后的政见。多尔衮之死无疑是他们聚集起来,夺回失去的权力的绝好机会。另外,深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一些大臣,此时也会为保住自己在摄政期间得到的权力而拼搏。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清王朝的政局在多尔衮死后一个多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多尔衮一死,他的亲信罗什等人,即利用他的葬事大做文章。先是安排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衮的灵车运回京城。顺治帝与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迎候。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凡是灵车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则身着丧服聚集在睿王府大门内跪哭。灵车到达东直门外,顺治帝亲执玉爵为灵车敬酒,奠祭摄政王。这天夜里,满朝文武又都受命到睿王府中去守灵。接着,罗什等人又要求以皇帝的葬礼安葬了多尔衮。即使这样,他们还怕多尔衮死后的地位不牢,十二月二十五日,又通过顺治帝之口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太庙。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多尔衮这个护身符永远存在了。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济尔哈朗等人,利用顺治帝要亲掌大权的迫切心情,也开始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首先命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功册,接着就开始削减多尔衮的军事实力。摄政时期,多尔衮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阿济格与豫亲王多铎。他们是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当时多铎已先多尔衮一年病死,对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阿济格。阿济格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莽夫,摄政时期,自恃有战功,曾向多尔衮提出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被拒绝。多尔衮死后,阿济格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抗衡。
他以多尔衮生前曾说过“不满养子多尔博,而想让阿济格之子人自己亲辖乙正白旗”为由,企图吞并正白旗。阿济格的这些思想和行为,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寻找机会铲除阿济格的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联名上疏,告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轻而易举地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为奴。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于是多尔衮原来的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有些就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多尔衮与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八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清实录》)。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一、顺治帝即位时,诸王立下誓言,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联合摄政。但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立自己的同母兄弟为“辅政叔王”。二、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所盖王府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三、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四、逼死肃亲王豪格,迎纳豪格之妃。
追黜多尔衮是顺治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他所采取的措施与他对多尔衮的敌视态度直接相关。他本来就痛恨多尔衮的独断专行,见奏折中提到逼死豪格一事就更为恼火。豪格是皇帝的大哥,又是开国元勋,只因反对多尔衮就被罗织罪名整死,这在顺治帝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人宫”。
就这样,多尔衮的亲信背叛,他最终获罪。之后到了乾隆年间才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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