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2003年08月12日书摘：1993年：朱镕基铁腕止“通胀”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看来情况真是这样。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改弦更张了。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

　　《宪法》在五年前已经修改过，但现在大家觉得有必要再次修正。两千多个代表一表决，就在《宪法》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把“实行计划经济”改成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农村人民公社”改成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又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话在今天听了就像一碗白开水，可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都是第一代领导人不想做、第二代领导人不敢做的事。可是说老实话，这里面的价值，与其说是法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就眼前来说，它对全国的影响就变成了加快改革加快建设的激情。“宪法大还是改革大?”在广东出版的《粤港信息报》这样问道。它的一篇评论里面说：“连宪法都不能阻止改革，还有谁能阻止呢?”

　　但是分歧还是越来越大。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今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恣意 ，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世界银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发出的。只要说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无病呻吟。有个姓李的湖南人，公开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其实是个胆大妄为、机变百出的骗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气大发，提出公款一百万元，又在银行透支一千万元，杀奔深圳，一举买下十五万股“苏三山”以及其他若干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正大置业公司”，接着回师湖南株洲，找了一个周末跑到县邮电局，向深圳和海南的报纸发出传真，说“正大置业”已将“苏三山”百分之五股本收归自己账上，总计二百五十万三千三百股，又把那假印盖上。编辑看了印章，也不证实，就把消息发表了。可以想像后来发生的事情：星期一，“苏三山”大涨百分之四十，有两千万股换了主人，这姓李的乘机抛出，大赚一笔。两周以后，东窗事发，李被捉进监狱里去。可是成千上万跟着买进的人全都倒了霉，他们不仅把一亿两千万元套在“苏三山”上，而且过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这种事情即使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也是属于极端，毕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发财欲望和想像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苏三山”事件中，不过是个开头。

　　老实说，这局面让中央政府尴尬，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镕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朱镕基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1993年他六十三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三十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中惟一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的人：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注意这位副总理，有个人说他：“从‘右派’到 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能越过这个跨度的仅此一人。”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把他看作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又有人对他大加赞誉，说他是“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行家里手”，还说他是“铁腕”。其实，任何一个熟悉中国领导体制的人都能想像，如果没有总书记 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像总理那样发号施令的。

　　应当说， 与朱镕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镕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 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 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二十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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