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的，实证主义的观点看，历史研究首先是确立事实，其次还要发现规律，也就是先进行“事实判断”然后进行“价值判断”。然而，就当时的风尚而言，历史学中“史”与“论”的关系并不平衡的，“史实”、“材料”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论”则相对被忽略，譬如哲学，当时是被历史学拒之门外的。

　　十九世纪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被认为是西方传统史学典范的兰克学派以及以兰克为代表，被冠以“历史主义”称号的史学。兰克学派因“科学方法”和“客观主义”而著称于世，影响深远。

　　兰克的历史主义史学有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原始陈述等档案资料;第二，强调对史料的严密的考证。这方面，兰克学派有一整套专门的方法，这些方法，到今天仍然是历史学专业的基本功。例如，强调“外证”和“内证”，即除了外部材料的考证，还强调叙述者本人的心理、心态、动机、思想的考证。第三，严守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强调超然事外，不偏不倚。如兰克名言：“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因为兰克坚信，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再现全部的历史真相。

　　对中国学界来言，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现代史学的治学思想，就深受兰克学派和中国乾嘉学派的双重影响。艺术史上也是如此，我的老师如史岩、阮璞当年就是以对文献的考据校勘，对史料采集鉴别的精益求精，对价值判断的谨慎严肃而著称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老前辈，言传身教，希望我们能把这种治学态度继续传承下去。

　　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到。应该说，特别在当代艺术史的研究中，尽管理论上，大家仍然还是将求实、求真、论从史来，言之有据等等视作学术规范，但在实际工作中，史实粗疏、引证混乱，疏于考据，凌空叙事的现象不断发生。“八五”的研究自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当事人大量介入，又缺乏学术规范的情况下，抢夺话语权的多，抢夺原创权、首发权、解释权的多;然而，一旦真正落实到具体史实的时候，则乱象丛生，各说各话。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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