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9月22日，到1946年，师陀完成了上文中讲述的十六篇文字。第17篇文字——最后一篇——《北门街的好汉》，风格有些突兀，色彩有些明朗，原先隐藏的忧伤淡了，原先隐藏的批判浓了，看看时间，写于1949年3月。正是大时代的明亮底色，衬托出了这篇文字里少有的“快意恩仇”：“我代表党国、民众、正义，打倒贪官污吏!”这么明朗的讽刺，也只能出现在1949的时代转向里。

　　“好汉爷”作为《果园城记》的收尾，似乎并不算一个豹尾。不为别的，只为这一份迟来的突兀，这迟来的极速的突兀，犹如一曲伤歌中的某个高调，振越归振越，却总觉得有些突兀，坏了原来宝贵的气氛。

　　十八·古典的惆怅与走出

　　写于1958年的5月3日夜的“新版后记”里师陀写道：“第一，旧版共十八篇，删去一九三九六月二十九日写成的‘刘爷列传’和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的‘孟安卿的堂兄弟’两篇，补入在上海等待解放时为消磨时间写的‘北门街的好汉’，凑成十七篇。”

　　“新版后记”的最后写道：“现在想来，这塔应该和那代表封建势力的城墙一齐被拆掉了。”

　　果园城里的塔，传说上面曾经住过狐仙，在现实中，塔已经伤痕累累，塔里的狐仙也已经不在，或许是被“封建势力”四个字吓跑了。

　　上一个时代末，师陀留下了自己古典的惆怅，这一个时代始，师陀走出了这惆怅。如果只是时代的转移就能转移走惆怅，古典又将是怎样的一个轻忽?

　　对着天性便是挥之不去的惆怅，谁能让自己心中的古典谢幕，走出那方舞台，迈入现代的风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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