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指出的是，《温暖的南极》的精彩之处正好在于这种无法行动的悲剧的存在。当女主角借助阅读恢复了感性以后，当她明白自己的欲望不过是一种“普遍人性”的结构时——注意——她依然无法完成这种普遍性。我想这是蒋一谈的高明之处，通过对吉根《南极》的征用和对话，他凸显的是另外一种现实的结构，在这个现实的结构中，个人视域不断被社会视域挤压、阻隔和改造。女主角固然是以中产阶级的身份出现，但是她所遭遇到的现实却并非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小说特别描写了两个细节，第一个是女主角遭遇到了一个开吉普车的丑陋男人，这个男人因为要超车而对她进行了恶毒的咒骂;第二个是她在天桥上遇到了一个乞讨的女人，这个女人以夸饰她的苦难(昏迷的植物人丈夫和已有身孕的事实)来获得同情。这两个细节像两根锋利的钉子钉在了这个短小精悍的小说中，它们好像某种耻辱的标志，提醒着女主角和所有的读者，这里不是吉根小说叙述的爱尔兰，在那里，一夜情是一种浪漫的诗意之旅，即使这种行为最后获得“罪”的惩罚。而这里是中国，粗鄙的社会视域已经把一切诗意消解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女主角面临着更大的内心分裂，她仅仅只能是在阅读和想象中完成《南极》一样的行为，她作为普遍的女性却遭遇到了一个并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温暖的南极》改写了《南极》的主题，并非是普遍的情欲的原罪问题，而是普遍的人性与非人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因此，《温暖的南极》只可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

　　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视域的涌入，蒋一谈的小说超越了故事的层面而进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解读系统——他的小说是关于“当下中国”的寓言一种。在蒋一谈已经出版的小说集中，有两篇小说被直接冠以“中国”之名，一篇是《Chinastory》，一篇是《中国鲤》。《Chinastory》至少有三个层次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它是新闻事件意义上的中国故事，这不仅是指小说中数次引用具体的新闻作为故事的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该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孤身生活在小镇的父亲为了读懂远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编辑的杂志而刻苦学习英文，最后孤独地死在卧室里——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量的大新闻。其次是指蒋一谈的这样一个以“城乡”、“父子”为主体结构的故事实际上继承了现代文学的主题，但是，这里的情况被颠倒了，在现代文学名篇王鲁彦的《黄金》里，在城市工作的儿子定期给家里汇款，构成这个家庭尊严的基石。也就是说城市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削着乡村，但是偶尔也会向乡村输血，但是在《Chinastory》里，城市完全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剥削者，它以一种隐性的方式(父子之情)表露出其资本嗜血的本质，它剥夺一切：亲情，金钱甚至是表达能力。由此可以到达小说的第三个层次，正如这个小说题目所象征的，为什么不是“中国故事”而是“Chinastory”呢?为什么父亲要通过学习英语才能读懂发表在杂志上的中国故事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故事要用英语才能被阅读，被传播，被接受呢?它隐喻了一种“失语”的现实：生在中国而并不能了解中国，或者根本就无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只有通过“转译”才能被表达。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隐喻——Chianstory——它不仅暗示了当代中国自我叙述能力上的孱弱，也指向蒋一谈写作学上的抱负，即，通过一种普遍化的语言，将中国故事普遍化。这正是蒋一谈小说语言的特征：准确。因为只有在准确性这一点上，所有的语言才是可以互译的。但是蒋一谈显然忽略了这种普遍化的语言和表达可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它就像完美的民主制度和全球化运动一样，只可能是一种理念的建构而不可能是现实的存在。还好蒋一谈小说家的敏感拯救了他，《中国鲤》的故事解构了这种普遍化的幻想：中国的鲤鱼到了美国后，遭到的是屠杀的命运，那个美国男人始终强调的一点是“它们是中国的鱼……不是我们的……它们生在中国……”。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我”在飞机上无意中阅读到一篇用英文写的故事，“我”读完后想到的是“一百年前被美国商人带去修筑铁路、挖掘金矿的中国劳工，想到现在千千万万移民在美国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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