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创作过程中的“灌输”能力就成为了谭平创作的一个关键点。在《+40m》中，六小时的刻板过程就变得极其重要。首先谭平刻板之前对画面效果没有预想;具体刀法没有设定(这和他以往创作抽象画的过程很相似)。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放空”的过程。正是对过程中“预先控制”的放弃，对“结果”的不预期，当谭平拿起刻刀，刻入木板的一霎那，一个历程开始了!这个历程一方面充满了因果的自我推演——每一厘米的推进，都成为下一厘米推进的理由。这和书法“由无到有”开始，“笔笔互为因果”的书写过程是一个道理。在这个过程中，谭平事先放空的自我开始鲜活起来，进入每一刀的因果关系之中。此时的“鲜活的自我”已经无暇修饰自我。每个此时效果的出现，都要求他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刻出下一个时刻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类似一个现代舞舞者。他不是用身体去表现一个约定俗成的“舞姿”，而是借助身体的此时状态，激发下一个舞姿的出现。舞者此时不仅是一个表演者，还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呈现者。与此类似，借助《+40m》的创作，谭平变成了日常状态的“呈现者”。

　　谭平创作作品《一杯》与此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创作《一杯》的过程中，谭平有意对创作过程进行了“有控制状态下的无控制”。比较他和波洛克创作过程的不同，这一特征就显得十分明显。一瓶丙烯缓慢地流下，落在画布上，以落点为中心，自然地向四周延展开，最后变成一个圆形色块，周围布满了“黑晕”。从上世纪80年代强酸长时间腐蚀铜版得到了偶然效果，到《一杯》中一瓶丙烯倾斜开来，再到时下《+40m》中一刀刀刻去，三个行为看似有别，实则有相似之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过程的仪式性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黑晕”的物质感(这和《+40m》的作品相似)。在我看来，这份融合艺术家日常状态的“物质感”正是时下中国抽象艺术的价值所在，我称其为“艺术作品中的‘物’的批判性”(或者称为“形式语言的批判性”)。中国抽象艺术发展到时下，此类艺术创作的出现带来一份惊喜。

　　众所周知，当“极少主义”出现后，这一流派的支持者格林伯格肯定了艺术作品中“纯粹物质”(比如画布、颜料、雕塑材质)的价值，认为这是这类作品具有前卫性的主要依据。他的重要批判者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基于对“艺术作品”和“日用品”之间界限的强调，指出极少主义作品因为需要“剧场性”的存在，才能所感受和承认，从而露出了混淆“艺术作品”和“日用品”的端倪，于是把格林伯格对“纯粹物质”的肯定视为是对“现代主义辩证法”(即“艺术形式”的辩证法)的误读，是“堕落的实在主义”所导致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弗雷德肯定“现代主义艺术”，认为它和“极少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符合自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主义的辩证法”，“现代主义艺术”在视觉上仍然是可以自证，并且让观众感受到的。比如他认为波洛克是想让绘画诉诸视觉，而非触觉(和“剧场性”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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