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这种现象学还原冲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对历史必然的悬置,对生命状态的还原——展示普通人甚至社会边缘人的当下的人生欲求､当下的喜怒哀乐､当下的生老病死,摹仿苦涩生命的原生形态,突出人生的无序､无奈和无可把握｡二､对审美本质的悬置,对文本形态的还原——以日常性叙事替代戏剧性叙事,以开放性结构替代封闭性结构,以平民意识替代精英意识,以纪实倾向替代虚构倾向,从而造就了一种平平淡淡､朴实自然的风格形态｡

　　由这种审美追求所建构的文本世界,便是一个充满当下生活事象的世界｡对此,有论者指出:“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小叙事的,面对当下的”｡[4]在这一当下世界的建构中,新生代作家极力取消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和差异,现实生活事象借助语言向文本世界的转换成为一种不需要技巧和构思,也不需要修辞和雕琢的过程｡质朴､本真､坦荡无忌的叙述,使小说世界充盈着毛茸茸的生活质地和逼真的现场感｡在这里,文学文本与现实生活实现了无缝隙的对接｡莫里亚克曾说,“没有一种东西能像小说那样,真实地把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描绘得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5]某种程度上,“新生代”小说便几近真实地描绘出了当下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性,明显具有现象主义的特征｡它是现在时的,虽然少数作品也使用历史材料创作一种“寓言式”小说,但“当下话语”无疑占据主导地位｡

　　新生代作家们对“当下”的回归,实际上是对以马原､苏童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派创作的反拨｡新生代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与先锋派小说迥异的文本景象:与先锋派小说执意于文学形式实验､构织语言迷宫不同,新生代小说直接将生活植入文本,淡化乃至放逐了语言的修饰功能,小说空间活跃着可触可感的世俗物象;与先锋小说所营造的充满着浓厚主观色彩和空灵感的意境氛围不同,新生代小说摒弃了形而上的精神体验和虚幻的想象,而凸显了世俗的物质性特征和由物质所激发､膨胀起来的种种敞开式的欲望;与先锋小说自觉的精英意识和启蒙话语不同,新生代小说在逼真地传达个体人生经验时形成了其平民化､私语化特征;先锋小说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热衷和运用,与新生代小说不事技巧的朴拙､直白的叙事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从另一视角来看,新生代作家在对自我人生经验的书写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的自觉回避,对传统写作模式的摒弃,以及对边缘化人物､事象的情有独钟,在客观上也呈露出某种先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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