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用“悬置”､“加括号”的方式能够让“现象”自己呈现自己,但他所说的“现象”,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客观事物的表象,也不是马赫主义所说的“感觉材料”,在他看来,经验事实是模糊的､靠不住的,我们应该摆脱这种非反省的､常识的看法,而凝神于具体现象,直观其本质,这就是所谓现象的“本质还原”,即从感觉经验返回纯粹现象(本质)｡对此,“新生代”写作无疑存在着较多的望文生义的误读和误用成分｡另一现象学大家海德格尔则认为,现象学同时亦是释义学｡在涉及到存在问题和面对事物时,事物不可能被置于“观看”视野之外,而在被看之中,在“看”和“面对”中人必然有一种在先的“领会”,而将这种“领会”的东西说出来实际上就成了一种解释｡因而,任何具体的人在把眼光投向当下生活时,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他所“领会”的当下事物,而不是当下生活本身｡事实上,所谓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正是被新生代写作者“领会”出来的,与其说是现实生活的原生态,不如说是一种日常生活观,实际上亦是一种审美价值观｡这种“审美观”,本质上是对现实生活想象的结果,是一种想象性关系的自我表达｡

　　在笔者看来,这种“审美观”尽管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但亦带来了不少问题和局限,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一些方面｡

　　其一,新生代作家们张扬“断裂行动”,试图扭转先锋作家“曲高和寡”的现代姿态,直接面对当下生活,表现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表现九十年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求｡但相较先锋派,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尚显不足,回归生活的小说叙事大都放弃了艺术形式的必要探索｡他们无法去表达锐利的､对抗性的思想,他们无法从时代､从集体无意识那里找到强大的支撑,他们无力抓住“历史潜本文”｡粗浅的叙事手段和相似的创作理念使得他们笔下的人物大都具相同或相似的性格逻辑和精神状态,失却了文学艺术应有的形象塑造上的繁富性和思想上的穿透力｡而要对复杂多变的当代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表现,这需要更高的叙述视点,更广阔的叙述视野,更灵活的叙述技巧｡否则长此以往,他们的写作将会缺乏持续的艺术冲击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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