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由于“悬置”历史和本质,新生代作家普遍缺乏历史意识和传统观念,其小说叙事不能按线性时间或因果逻辑来处理,只能向空间寻求开拓｡其创作虽具有生存感受的具体描摹,具有直觉的真实性和细节上的鲜活性,但没有历史流程的宏大气势,没有人和历史命运的抗争,因而也没有真正的悲剧｡他们放弃了时间与逻辑的内在联系,放弃了象征性的理性王国,不愿穿越苦难,提升精神,只希望拥抱当下现实｡他们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原汁原味的生活,然而他们对生活的选择和处理,并没有使生活“超过它自身的意义”,也不存在“一个揭示真理和神秘的线索”｡[8]

　　其五,新时期以来,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逐渐消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道德失范､信仰危机､功利主义､世纪末情绪大量呈现｡面对无从把握的现实困境,新生代作家常将亨利·米勒､艾伦·金斯堡等西方“垮掉的一代”当作他们的精神偶像,张扬一种反叛姿态｡但与“垮掉的一代”不同,新生代作家所描绘的反叛带有较多的青春期特有的盲动性和浮躁感(如“新人类”的酗酒､吸毒､放纵欲望等),与历史的宿命､现实的苦难几无关联｡因此,其缺乏某种精神深度,缺乏审视现代人心灵痛苦的穿透力｡他们因反叛而受的苦颇有自作自受的味道,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真正的批判的锋芒和力量,反而容易在商业利益操纵和媒体炒作下蜕化为虚拟的反叛姿态,成为一种哗众取宠的作秀行为｡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然,“新生代”写作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的努力追求毕竟表现出与以往迥异的新的审美风格,显示了当代写作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它毕竟是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现象,不容我们回避｡在全球化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中国当代社会,新生代作家的出场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一种新的生活图景和文化景观｡他们的生存实践和精神成长,他们的体验方式和表达体验的方式,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化演进中城市个体的独特精神感受｡当他们着意凸现现代都市的文化意象,把现实生活表达为嗜烟､酗酒､吸毒､同性恋､忧郁症､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满口秽语等等欲望沟壑以及无聊行径时,他们也时时笼罩在如浮萍般无根漂泊的精神阵痛中｡他们的感知和体验触及到了当代文化裂变进程中某些难以回避的东西,诸如人文精神的崩溃,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失势,一元文化价值观的解体,理想与欲望的和解,商业与金钱的合谋,世俗英雄的得宠,精英分子的没落,等等｡当他们以开放的心态恣意地表现个体欲望和体验､有意识地解构意义和价值时,确实触摸到了商业社会以欲望为基础､以利益为轴心的本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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