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新生代”小说大多“悬置”了传统现实主义那种道德的关注、价值的评判、理想的瞻望,只述说人物在食色这一层面上“活着”的状态,对于人的享乐本能不再采取理性的批判目光,而是包容它、接近它、认可它。他们着意书写现代人膨胀的欲望、自私的追求、真切的痛感,在对传统的颠覆中努力消解作品的意义。如朱文的《我爱美元》描写主人公千方百计满足父亲的欲望,王彪的《欲望》描绘高中生与女戏子的变态性爱,刁斗的《英雄》叙写被判患不治之症的售票员与诸多女性的关系等,都注重真实生活的描绘而缺少善与美的观照。在大面积的生活表象的包围中,新生代作家常盲目地认同并迎合现实生活中各种庸俗的价值观,或者干脆退守到自身狭隘的生活空间,书写各种隐秘的欲望场景。其审美的个人主义、现象主义、感官主义客观上可能会误导大众意识陷于物质、欲望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其三,“新生代”小说追求新写实式的“现象还原”,追求本色的描述和逼真的摹写,以期更好地贴近读者、贴近生活。新生代的人物不再如梦呓般生存,不再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新生代回到了生活本身。但他们在刻意标榜“个人化写作”立场时,却保留了先锋派的冷漠和孤独,每个人依然象是喃喃独语。康德认为审美判断虽然是一种个人判断,但却暗含着普遍性的诉求,新生代的私语、独白无疑少了这层“普遍性的诉求”。某些新生代作家(如邱华栋等人)也尝试着像先锋作家一样,写出现代人关于生存的焦灼、苦闷、彷徨、孤独乃至绝望的心理真实和本真状态,但当他们试图去揭示这种生活的内在本质,去表现他们的生存困境时,却在重复现代主义(尤其是存在主义)的那些现成的命题,诸如人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存在的 意义、西西弗斯式的生存悲剧等。而且大部分描写还停留在表层,并没有真正出现直逼现实生活灵魂,给人以深刻心灵震撼的力作。这样的文本更多地具有现象认知的意义,而难以承担思想提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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