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新生代写作有一种自觉的回归写实倾向｡但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力图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只注重个体的或细节的真实,不再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在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典型环境中,而是悬置本质意义,抗拒神圣启蒙,消解崇高､激情和理想,以反叛､游走的姿态远离中心价值体系｡新生代写作不再是关乎国家､民族､社会重大事件的宏大叙事,不再有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也缺乏首尾贯通的线性或逻辑关联,而代之以大量琐屑的､平凡的､充满偶然性的生活事件,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看法｡其间有的是现代世俗人生的原生态描绘,有的是质朴细腻的感触和机智的调侃,有的是近乎无事的悲剧人生｡如韩东的《和马农一起旅游》,毕飞宇的《受伤的猫头鹰》,朱文对小丁的卑微人生的描绘等,都有拾掇人生边上琐屑碎片的自觉意识和追求｡

　　新生代小说在人生碎片的真切描摹中使创作具有鲜明的现象“还原”特征,这一点似受到了以池莉等人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应该说,新生代创作与新写实创作之间有着更多的承续关系,也有着更多的相似性:新生代小说继承了新写实小说注重日常生活琐事的叙事原则,一如既往地拒绝宏大叙事,而关注纯态事实和原生美｡它们都追求文学与生活的同构性,都关注人们当下的生存景况,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存本相,都呈现了一种形而下的感性美学风格等｡但二者之间仍然有着较大的不同｡就各自产生的社会背景来看,新写实创作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新生代创作主要是市场化体制下的产物｡新写实小说主要注目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通人的日常生存困境,1993年后,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走向解体,新写实小说也就走向了搁浅和衰落｡与此相反,以个人化写作姿态出场的新生代小说则得时代之风气,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与新写实作家相似,新生代作家也是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中解脱出来,逃逸了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了民间这一广袤的土地｡所不同的是,新写实作家更多地描写他人——如工人､小市民､小公务员等的日常生活境况,写作立场和叙述视角植根于一种群体本位;而新生代作家的叙事策略更多地选择个体本位,他们无法代表他人,无法代表民间的大众,“他们只有作为艺术家的良心,没有乱糟糟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与新写实作家相似,新生代作家也关注生存和生命本身,但他们业已不再停留在对负重而行的普通人及其生活“原汁原味､本色本相”的还原追求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个体心灵的表述,其文本通常是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个体及其日常经验和境遇的转喻性表达: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吃喝玩乐,个人欲望的宣泄和释放,个人的无聊状态和日常困境等｡对于新生代小说而言,也许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人文意义在于他们是充满怀疑､在破解中寻找的一代,但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已经不同于先锋时代和新写实时代,正如克尔凯廓尔所说,“为真理作判断的公众集会已不复存在”,“个人已从群众中回了家,变成了单独的个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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