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新生代作家便有了他们自己的叙事策略｡他们不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追求理想､崇高和本质,深入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作精神漫游和建构,不再像“寻根派”那样,试图挖掘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弘扬传统的审美理念和价值准则,以此抗拒西方现代城市文明;他们的审美对象便是片段化､感性化､经验化的生活本身｡他们不再像“新写实”那样热衷于“零度情感”,对人生世相作不动声色的模拟､观照,他们在背离历史､转向世俗生活的同时,摒弃了新写实小说对某一生活形态进行普遍化的表现,而力图通过对当下生活碎片的局部感知和叩问,传达出作家对于生存的个人化的独特感悟和理解｡他们也不再像先锋派那样致力于艺术形式的探索,关注工业化和商业化过程中自然人性的异化,表现主体性的失落和价值的漂浮状态;他们是以“边缘化”的视角,展示个人感性化的生存状态,以形而下的心理隐秘的披露消解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个人化”“边缘化”是其主要的表现策略｡适应于此,“新生代”作家往往喜用第一人称叙事,使作者､叙述者､作品人物三位一体,从而沟通了艺术和现实的时空,营造出一种艺术和现实交相辉映不分彼此的境界,如陈染､卫慧､棉棉等人的某些作品即如此｡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叙事散漫无序,呈现为一种开放､混沌的形式,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缜密的因果联系,也没有整饬的篇章结构,显得模糊而支离破碎｡用传统的审美眼光来打量,“新生代”的表现手法甚是无序无章,然而在他们看来,反技巧､无形式､散乱无章才是生活的本相,他们要体现的就是生活､艺术不相分离的创作原则｡

　　综上可知,新生代写作的倡导者通过对现象学､经验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杂揉组合,建构了一种可称之为“现象写实主义”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悬置”法,削减掉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性,解构了理想､诗意和爱情在现实生活中的必然性,把一种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描绘､解释乃至规定成为人们的真实世界｡问题是,抽掉和解构现实生活的精神内涵,表达非理想､非崇高､非诗意､非爱情､非英雄的文化态度,在这种立场和倾向支配下所建构的现实生活,到底是不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生活?不厌其烦地书写吃喝拉撒与戏谑纵欲的日常经验,是真的回到了事物本身,抑或离事物更远了?冻结和悬置了写作主体的叙述态度,被“遮蔽”的现实生活的本真状态是否真能够“还原”出来?丰饶多变与时俱进的现实生活是否只剩下物质､身体和欲望,而无精神､灵魂和理想的存在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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