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好认识伍佰的团队，就想，这或许是个机会。”时年26岁的原普徕公司员工尤尤成功地帮崔健申请了这次登台演出。之后，就是2005年9月24日的首体演唱会，“阳光下的梦”。崔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

　　尤尤问崔健：“你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那么你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崔健想了想说：“好。”她就这样做了崔健的经纪人，一直到今天。

　　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段“封杀”的历史，试图理解它与崔健的关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采访他：你的成功是否来自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沉下脸说：你这么问是对我的侮辱。

　　王小峰把意见写在了博客里：“我并没有小看崔健，也没有侮辱他，这是事实……崔健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反作用力确实来自对他的压抑，生活中的和官方的。”

　　被崔健称之为“中国最早研究摇滚乐的人”的曹平见解颇为独特：如果不是“封杀”，崔健的地位可能会下降，“放开了演，商业上他会获得的利益更大一些，但可能观众也看腻了。”

　　“封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文博提起自己的往事：北京交响乐团强迫“七合板”乐队解散，也劝退了“执迷不悟”的崔健，但不久就无法忽视社会对电声乐队的需求市场。文博在团里找几个乐手，以歌舞团的名义搞演出，每人分得的收入可达工资十倍以上。

　　1990年左右，他以这些乐手为核心，停薪留职去福建等地的歌厅演出了两年，有时候一个人每月能分上万块。

　　2012年：“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

　　“封杀”的年代远去了。不知不觉间，当年那个眼神锋锐、一身绿军装的愤怒青年已届知天命。“改革开放”也早过了它在中国的三十周岁生日。

　　几十年来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两点起床，崔健眼袋还是很深。他从不碰毒品，酷爱游泳健身。当时总桀骜不羁抿着的嘴角，现在时常露出笑意，下巴上总是刮得很干净的胡茬已经见白。聊起当年批准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的王昆，他说：永远都应该感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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