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媒体采访时，崔健坦言，自己的经济能力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几十倍。他不认为经济地位变化会削弱他的力量，强调“批判性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你们听不懂”;但他也承认，已经从“感受生活”，变为“观察生活”。

　　如今崔健的演出审批已不受什么限制。相反，他开始主动抗拒。当年电视台不让他上节目，现在则是他拒绝电视，因为现场演出效果很难达到他的要求。经纪人尤尤劝说了他很久：“不是观众不选择你，是你没给他们选择你的机会。”他才有限地参加几次。

　　“现在电视台都找我们，去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摇滚乐到底是被中国接受了。可是滞后了二十年。”崔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写的歌上电视也不可能。这就是面子在作怪。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早晚会接受，但他们宁可放慢历史发展的步伐。”

　　现在的崔健，与现实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宽容。尽管他仍然不愿意在采访中谈《一无所有》，但已经对摄影师更加耐心;在演唱会上也一定会唱那些他最经典的老歌。而不再像十年前的他那样非跟观众较劲。他似乎理解了歌迷们对青春理想的怀念，正如他不再穿绿军装，却坚持用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作为自己的标志。

　　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还愤怒吗?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没有答案。

　　他的音乐，正和他的脸庞一样，少了很多棱角。他对编曲技巧的操控更为圆熟，他的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场展示个人才艺的音乐盛宴，他也一如既往地对新歌坚持完美主义，稍有不满意就推翻重来。但他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演唱会上，他费尽心血写出的新歌引不起共鸣。它们不在这场万人合唱的卡拉OK大赛曲目里。

　　“连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讲不清楚现在这个年代是怎么回事，你又能要求崔健说什么呢?”王小峰持续采访了崔健十几年。他认为，崔健不再能代言时代原因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这个混乱、光怪陆离而又浓缩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和现实。

　　Kenny Bloom谈到这里一耸肩：“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在2012年12月15日的北京演唱会上，崔健几次号召观众站起来听，但现场观众站起来的并不多。“比崔健更尴尬的是观众，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二十年前看过崔健演出的诗人高星如此写道。

　　尴尬的原因主要在于：演出场所万事达中心的一万余个座位大多设在高高的看台上，稍一站起来就有令人腿软的危机感。真正站起来的，还是2013年1月6日西安的“向信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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