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崔健翻唱《南泥湾》触怒了一些人，他变成了“麻烦制造者”。亚运巡演夭折后，崔健更陷入了这种状态。北京的演出不可能得到批准，各地的演出商也都在观望。有一种说法是：崔健喜欢在演唱歌曲的间隙说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话，惹得官方恼怒。

　　直到1991年2月，一个大胆的商人请他去广州做了一场演出，外地的局面方才打开。但是，北京的大型演出始终得不到批准，他只能在酒吧和迪厅里活动。从1990年4月亚运巡演归来，一直到2005年9月24日，崔健才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办了自己的大型演唱会“阳光下的梦”。

　　1993年，曹平的女友在央视实习，看到过内部指令：禁止崔健上央视。

　　做过崔健多年录音师的曹军回忆说，1990年代他去申请演出，和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市场处的处长闲聊，对方点着自己的办公桌说：看到没?我这儿玻璃板下边压着呢，崔健是不让演的。

　　“那个处长其实私下里很欣赏老崔，还去看过好多场演出。但这事不是他能定得了的。”梁卫平补充。

　　“封杀”也是有缝隙的。1992年末，崔健在北京展览馆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型演出“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它是中国现代音乐演出的一个节点。

　　梁卫平回忆，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一个副秘书长找到他问：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办一场演出?他说：可以啊，不过你得负责弄到批文。

　　中国癌症基金会的创始人、八十一岁的 肿瘤专家李保荣对南方周末记者清晰地回忆：“1992年，我是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是李克农上将的女儿李冰。为了呼吁社会支持抗癌事业，营造影响，我们想到了摇滚乐……”

　　八十高龄还在上班、出差的李保荣，谈话中仍不离“资产阶级倾向”“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但颇有点严肃地声明：“我是支持新生事物的。”

　　他当面检查了崔健的全部歌词，结论是没有政治倾向，也不颓废，“顶多有点朦胧艺术的成分”。过了几天，批文真的下来了。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亲自挂帅，要把崔健的这场演出变成警方工作转型的试验田。“找我去问国外摇滚乐演出怎么搞安保的。”梁卫平这才知道，原来北京警方对这类音乐会的安保毫无经验，更没有模式。“从前，他们印象中的音乐会观众都是规规矩矩坐着听完的。”崔健此前的历次演唱会，都搞得各地警方人仰马翻。

　　演出效果非常成功。近20万元盈利全部捐给癌症基金会，崔健没有要任何报酬。第二年，他又为北京市体育总会办了一场募集资金的义演，方式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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